毛以亨曾歷任北大、平大、暨南等校教授，精研史學，卓然有所見。他的《梁啟超》，原本是當作青年讀物的，因此不容有專論學術的篇幅，也不能寫得太繁瑣而枯燥乏味，而梁啟超又是「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宣戰」的人，因此作者以少年讀書時期（1873-1894）、維新運動時期（1894-1898）、流亡辦報時期（1898-1912）、民初從政時期（1912-1919）和文化運動的晚年，來分別論列不同時期的梁任公，可說相當允當。而作者文筆生動，引用資料極為翔實，在評論上更有其見地。
例如他談到：「康梁之不同，有出於先天者，有源於性格者，有基於學術之立場者，有因於做事之手法者。如認識南海與任公者，則知其不特外表上相反，即其內心上亦極為差異。以外表言，南海和易易與，而任公則壁立千仞。南海如瀟灑出塵的神仙，任公若龍蛇飛舞的壯士。以內心言，南海爲仁者，故常優柔；任公爲智士，故多果斷。南海爲敎育家，故精華外露；任公則爲實行家，故勁氣內斂。只以救國維新主張相同，而其時彼此不盡相知，故戊戌時代曾合作過一次。然以精神上之根本差異，故無法再度爲眞誠之合作。至師生之名分，所用以維繫其關係者，抑亦末矣！」這是作者獨到的見解，對此他更進一步地說明：「我們分析康梁之異同，並無抑南海而揚任公之意。無論在政治上與學術上，皆各有短長，而並無軒輊。特以改良主義，南海實其創造的開山老祖，而任公則爲廣大山門之人。觀於任公之愛護南海，唯力是視，不以其主張之不同，與政治無成就，抹殺南海。則我們之不應抹殺康梁，以自鳴高，爲顯然了。」可說是極為中肯客觀之論斷。
《我的師友梁啟超》有別於其他梁啟超的傳記，是兩位作者都嘔心瀝血、兢兢業業來寫出他們心中的梁任公，對吳其昌而言是他與病魔搏鬥的最後絕筆之作，對毛以亨而言更是「全以敬恭寅畏之情」來寫。因之陳寅恪在1945年，也就是吳其昌的書出版沒多久，就寫了〈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後〉開頭就說：「
任公先生歿將二十年，其弟子吳子馨君其昌，始撰此傳。其書未成，僅至戊戌政變，而子馨嘔血死。傷哉！」
而毛以亨的書，張君勱也為其寫序，其中說：「任公先生一生所為，誠有前後矛盾，如其自言不屑以今日之我與明日之我宣戰者然，正以此故，任公先生之目的爲革新爲進步爲現代化。」因此「追念先生對於吾國之功績，應表而出之者也。」。這都是前輩學者如陳寅恪、張君勱等對此書看重之處，兩書自不應以等閒視之也。
＊作者蔡登山為文史作家，曾製作及編劇《作家身影》紀錄片，完成魯迅、周作人、郁達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從文、巴金、曹禺、蕭乾、張愛玲諸人之傳記影像，開探索作家心靈風氣之先。本文選自作者新編《我的師友梁啓超》（新銳文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