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二月初，上海《新民晚報》周忱先生突然約我去安徽歙縣，參加紀念吳景超先生誕辰一百二十周年座談會。我退休後極少再參加學術活動，但周忱兄的熱情和吳景超的命運還是促使我下了決心。
歙縣官方對吳景超先生的學術地位表現出了很高興趣，座談會開得非常成功。會後我還去吳景的故居參觀，也到他的墓地憑弔。故居和墓地雖略有保護，但冷清是基本感覺，一個學者的命運和他的事後哀榮，很難與他的學術成就相配，在中國尤其如此。這樣一位大師級的學者，他身後的清冷，似不及一個地方的革命小官，想想也頗令人感慨。不過世間總有人會為寂寞的學者抱不平，他們努力讓更多人走近這樣的學者。呂文浩先生近年致力搜集吳景超的所有文獻，除公開印行的幾種外，正著手編《吳景超文集》。上海周忱先生本與吳景超先生沒有關係，但出於對他的景仰，費心操辦了這次座談會。
我從歙縣回到廈門，即看到蔡登山先生編的《劫後災黎》《社會觀察》兩書的出版消息，雖屬巧合，卻也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結果。吳景超早年的這兩本書，多年沒有重印過，登山先生近年頗留意中國近現代文人掌故和筆記，他選文的眼光異常獨特，常見的不選，易見的不選，文筆欠佳的不選。他選的均是既有思想又具文筆的佳作。吳景超先生雖以社會學研究名世，但他早年也是小說、詩歌、翻譯的全才，留下了大量傑出的作品。
吳景超是安徽歙縣人，字北海。一九零一年（清光緒二十七年）生。幼年在家鄉受初級教育。一九一四年入南京金陵中學就讀。第二年考入北京清華留美預備學校。一九二三年夏天赴美國，入明尼蘇達大學，主修社會學。後入芝加哥大學攻讀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一九二八年回國。一九三一年秋，任清華大學教授。一九三二年任教務長。一九三五年底離開清華，隨翁文灝等赴南京，任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一九三七年，國民政府遷至重慶，任經濟部秘書。一九四五年任戰時物質管理局主任秘書。一九四六年任中國善後救濟總署顧問。一九四七年重回清華大學社會學系任教授。一九五二年調任中央財經學院教授。後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並當選為中央常委，全國政協委員。一九五三年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 （相關報導： 「不可以讓讀者評論習近平著作！」亞馬遜百般討好北京，爭取中國業務 ｜ 更多文章 ）
芝加哥大學是美國最早設立社會學系的大學之一，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是美國社會學研究的中心。吳景超一九二八年回國，在南京金陵大學任教，講授社會學原理及都市社會學課程，著有《都市社會學》一書。上世紀二十年代中期，有一批社會學者從國外學成歸國。他們認為社會學的理論分析和調查研究方法對於理解和處理中國的社會問題有很大的幫助，他們鼓吹在中國的大學裡設置社會學系，多開社會學課程；組織從事社會學研究的工作人員成立社會學會。吳景超就是當時的宣導者之一。他曾同孫本文、吳澤霖、潘光旦、楊開道、言心哲、李劍華、柯象峰、許仕廉、陳達、吳文藻等學者先後發起組織「東南社會學社」和「中國社會學會」，並出版專業性的社會學雜誌。一九三一年中國社會學社成立時，第一屆理事只有九人（孫本文、許仕廉、吳景超、吳澤霖、陳達、陶孟和、潘光旦、游嘉德、錢振亞），孫本文為理事長，許仕廉為副理事長，吳景超為書記。當時中國社會學社每年開大會一次，分別在南京、上海或北平舉行。第五屆年會時吳景超為理事長。吳景超在第一屆年會上宣讀的論文是〈對於研究人類遺傳的批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