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代第一個值得銘記的瞬間，很可能是2020年1月23日，這一天中國政府宣佈，由於發生一種新型病毒的傳播，千萬人口的武漢市進入全面封鎖。
兩年之後，回頭再看頻頻遭遇詬病的「封城」，數千萬中國民眾曾經身處的各種場景依然歷歷在目。包括中國在內，全世界也尚未走出這場疫情。
站在當下看這場綿延兩年的疫情，呈現出詭異的矛盾——
疫苗以超越歷史的速度研發和分配，但新的病毒變種層出不窮突破疫苗的攔截；
中國人驕傲於高效而嚴格的各種封鎖與「清零」，這幫助實現了遠低於歐美的確診和死亡病例，但此起彼伏的疫情讓封鎖中的普通居民生活大受影響，叫苦不迭；
新變種Omicron在2021年冬天異軍突起，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捲歐美，並如巨浪般拍打中國的防疫高牆，但也有科學家表示，Omicron的快速傳播和較低毒性，或許可以使全面建立免疫屏障，成為人類真正走出疫情的契機。
500萬以下人口城市兩天內全員檢測，500萬以上人口三天內完成
如果穿越回兩年前，問任何一個中國人什麼是「封城」，他可能滿臉疑惑。畢竟四通八達的現代城市不像古代社會——高聳的城牆圍繞，四面城門一關，就算「封城」。
兩年後的今天，「封城」對於任何一個中國人而言，不僅耳熟能詳，而且一度成為不少人的口頭禪。
相比於其他國家的「封鎖」（lockdown），中國的「封城」措施呈現出難以想象的嚴格——出入城公路口設置障礙，飛機、火車全部停運，除了身穿防護服的白色大軍，曾經繁忙的街道空無一人，居民小區大門緊閉，甚至一些居民門口貼上封條。
與「封城」相輔相成的是大範圍的核酸檢測——一個超過千萬人口的城市，在幾天內可以對每個人進行數輪檢測。比如，2020年5月封城中的武漢通過「十天大會戰」對1100萬常住人口進行全員檢測。
兩年後的今天，這一措施已經制度化，中國政府要求，一旦發生疫情，500萬以下人口的城市，兩天內完成全員核酸檢測，500萬以上人口的城市，三天內完成。
這些嚴格而高效的措施，組成中國抗擊疫情的秘訣，也使中國可以「化長痛為短痛」，謀求「動態清零」——武漢在76天後解封，其他城市往往能在一個月內解封。
甚至，中國經濟得益於此，逆境中實現驚人增長——GDP僅僅萎縮一個季度後，快速反彈，連續增長七個季度。其他國家深陷疫情，產能受到影響，使中國的製造業和出口一路高歌猛進，實現連續六個季度正增長，中國貿易規模在全球的佔比達到歷史峰值。
從中國民眾到國內媒體，一度對自己的這份成績頗為驕傲，喊其他國家「抄作業」。
「在西安，你可以餓死，可以病死，但不能死於新冠」
多名孕婦或危重病人在社交媒體上控訴他們遭到醫院拒收的經歷，以及居民層出不窮地抱怨食品和日用品短缺。尤其是一名懷胎八月的孕婦因核酸證明超出有效期幾小時，被醫院拒收導致流產，中文社交媒體上輿論爆發，指責西安的教條、僵硬的防疫規定。
網友的批評聲中，憤怒與失望交織——「在西安，你可以餓死，可以病死，但不能死於新冠」；「本質上就是因為官本位思想作祟！你流產了也不管我的事，但要萬一多了一例感染，官就沒了，當然是官位要緊。人命算什麼？」
鋪天蓋地的批評迫使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做出「十分痛心、深感愧疚」的表態，上述事件最終被認定為「責任事件」。
一直以來，中國政府有效地掌控全國媒體和輿論導向，疫情中也以展現眾志成城、團結一心的情緒為主。因此，這樣舉國批評一個地方政府，更顯得格外罕見。
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全球衛生問題高級研究員黃嚴忠表示，中國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意味著，當地方官員被分配到寬泛的任務時，他們往往別無選擇，只能依靠嚴厲的、一刀切的方法來完成工作，正如人們在西安看到的極端措施。
僵化施政，激起民憤
兩年過去了，從第一個「封城」的武漢，號召眾志成城抗疫，到近兩年後「封城」的西安，僵化施政，激起民憤，一頭一尾的兩個城市，所作所為難稱有很大改變——武漢「封城」期間，需要洗腎和急病的病人無法得到及時救治的事件頻繁見諸報端。
「從來沒有人嚴肅討論過我們從武漢學到了什麼教訓，也沒有任何辯論。（官方）敘事只有關於中國模式的成功與西方民主國家的無能，」黃嚴忠認為，官員們唯一學到的東西是，用一種生硬的「清零」戰略來應對疫情。
改變的是人們的心態。武漢封城之初，對於未知病毒的恐懼，佔據主導；兩年過去，新冠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醫療防治能力增強，使恐懼減少，但長期反覆走進疫情陰影籠罩，人們對生活受限制的容忍度越來越低。
「生命與生活（lives or life）的選擇。」新加坡衛生部長王乙康稱，如何平衡兩者成為政策制定者必須要權衡的事情，封鎖措施雖然有效，但沒辦法長期執行，人們總是要回歸生活。
出於如此考量，以及民眾反對封鎖的壓力，曾經如中國一樣執行嚴格「清零」政策的國家，紛紛宣佈「與病毒共存」，比如澳洲、紐西蘭、新加坡等。
此外，還有經濟原因。王乙康稱，新加坡是一個小國，高度依賴外部的物流和人流，長期封鎖代價太大。
中國雖然經濟復蘇之路成績斐然，但也出現疲態，剛剛過去的2021年四季度，經濟增長顯著降速，重要原因是作為「三駕馬車」之一的消費領域受到封城影響，無力拉動經濟。
歲末年初，Omicron開始廣泛傳播時，越來越多的國家意識到，這個傳播速度更快，毒性更弱的變種面前，嚴防死守變得越來越難，也越來越不划算。
就在西安疫情開始逐步消減之時，緊鄰中國首都北京的天津出現中國大陸首批Omicron本土病例，並且很快擴散到中部的人口大省河南。
Omicron是走出疫情的希望？
1月19日，中國出現Omicron變種本土傳播的十天後，醫學雜誌《刺胳針》便在多篇文章稱，鑒於Omicron變種的特性，它可能幫助人類終結疫情，甚至樂觀預言「關鍵時間節點為2022年3月份」，屆時預計全球一半人口將感染Omicron，幫助人類建立免疫屏障。
其中一篇文章的作者是華盛頓大學健康指標和評估研究所莫利（Christopher Murray）。他認為，Omicron絶大多數為無症狀感染者，可以快速傳播，公共衛生措施難以抵禦。根據莫利的模型，由於Omicron傳播能力太強，哪怕各國增加戴口罩的場合、擴大疫苗接種人群、提供第三針疫苗等手段，對遏制Omicron也是有限的。
而Omicron的致死率相當低，目前來看與流感相當，在美國大多數州，新冠住院患者與確診患者的比例同此前的峰值相比下降了約50%。在加拿大和南非，新冠住院患者中需要插管或者瀕死的比率下降了80%-90%。
最後很重要的一點是，莫利稱，該變種集合多個變種的突變，感染後很可能激發對新冠病毒有效和持久的保護，即所謂的「超免疫」。
中國的擔憂：醫療資源分佈極不均勻
對於中國而言，放開控制，讓Omicron傳播似乎不失為一種辦法。但其實背後依然有很大的顧慮。
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此前向媒體表示，即使已經有新冠疫苗可用，即使全球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只有2%，對中國來說仍然太高，過快地放寬防疫措施的代價太高。
莫利也表示，Omicron的特性促使各國應在未來4-6周優先支持即將承受重壓的醫療系統。
對於中國而言，這恰恰是軟肋。根據世界重症與危重病醫學會聯盟的數據，疫情前中國的每10萬人所擁有的的ICU病牀數並不出眾，僅有5張左右，遠低於德國的24.6張和加拿大的13.5張，即便在過去兩年快速擴張，但沒有根本性地扭轉這一差距。
與此同時，源于城鄉二元結構，中國還面臨醫療資源分佈極不均勻的問題。2018年時《刺胳針》發佈包括稱，中國醫療水平的不均勻程度，不僅顯著低於歐美日等發達地區，甚至差於墨西哥和巴西等經濟水平低於中國的地區。
其次，中共將在2022年十月召開二十大，這次會議上中共將進行領導層換屆。考慮到此前中國修改憲法，取消了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外界普遍預計現任領導人習近平將開啟第三個任期。觀察人士評論，在這次會議前，處理疫情，還是以穩為主，通過成功應對疫情，鞏固自身的合法性。
雖然顧慮重重，但是在中國頗受信賴的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還是樂觀地估計，「這個冬季和春節，我們將和國際社會一起度過最後一個寒冷的冬季，我們終會『撥開雲霧見天日，守得雲開見月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