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民眾到國內媒體，一度對自己的這份成績頗為驕傲，喊其他國家「抄作業」。
「在西安，你可以餓死，可以病死，但不能死於新冠」
直到2021年底，西安出現疫情，同樣「封城」和「全員檢測」的組合拳打出去，卻出現問題。
多名孕婦或危重病人在社交媒體上控訴他們遭到醫院拒收的經歷，以及居民層出不窮地抱怨食品和日用品短缺。尤其是一名懷胎八月的孕婦因核酸證明超出有效期幾小時，被醫院拒收導致流產，中文社交媒體上輿論爆發，指責西安的教條、僵硬的防疫規定。
網友的批評聲中，憤怒與失望交織——「在西安，你可以餓死，可以病死，但不能死於新冠」；「本質上就是因為官本位思想作祟！你流產了也不管我的事，但要萬一多了一例感染，官就沒了，當然是官位要緊。人命算什麼？」
鋪天蓋地的批評迫使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做出「十分痛心、深感愧疚」的表態，上述事件最終被認定為「責任事件」。
一直以來，中國政府有效地掌控全國媒體和輿論導向，疫情中也以展現眾志成城、團結一心的情緒為主。因此，這樣舉國批評一個地方政府，更顯得格外罕見。
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全球衛生問題高級研究員黃嚴忠表示，中國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意味著，當地方官員被分配到寬泛的任務時，他們往往別無選擇，只能依靠嚴厲的、一刀切的方法來完成工作，正如人們在西安看到的極端措施。
僵化施政，激起民憤
兩年過去了，從第一個「封城」的武漢，號召眾志成城抗疫，到近兩年後「封城」的西安，僵化施政，激起民憤，一頭一尾的兩個城市，所作所為難稱有很大改變——武漢「封城」期間，需要洗腎和急病的病人無法得到及時救治的事件頻繁見諸報端。
「從來沒有人嚴肅討論過我們從武漢學到了什麼教訓，也沒有任何辯論。（官方）敘事只有關於中國模式的成功與西方民主國家的無能，」黃嚴忠認為，官員們唯一學到的東西是，用一種生硬的「清零」戰略來應對疫情。
改變的是人們的心態。武漢封城之初，對於未知病毒的恐懼，佔據主導；兩年過去，新冠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醫療防治能力增強，使恐懼減少，但長期反覆走進疫情陰影籠罩，人們對生活受限制的容忍度越來越低。
「生命與生活（lives or life）的選擇。」新加坡衛生部長王乙康稱，如何平衡兩者成為政策制定者必須要權衡的事情，封鎖措施雖然有效，但沒辦法長期執行，人們總是要回歸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