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寫過〈最後一位掌故大家〉一文，談的是香港的高伯雨，文章開頭就說：「一般人說起『掌故』，無非是『名流之燕談，稗官之記錄』。但掌故大家瞿兌之對掌故學卻這麼認為：『通掌故之學者是能透徹歷史上各時期之政治內容，與夫政治社會各種制度之原委因果，以及其實際運用情狀。』而一個對掌故深有研究者，『則必須對於各時期之活動人物熟知其世襲淵源師友親族的各族關係與其活動之事實經過，而又有最重要之先決條件，就是對於許多重複參錯之瑣屑資料具有綜核之能力，存真去偽，由偽得真……』。因此能符合這個條件的掌故大家，可說是寥寥無幾，而其中高伯雨卻可當之而無愧。」高伯雨被我認為是最後一個掌故大家，而在他之前當然還有徐彬彬（仁錦，一八八八～一九六一）、徐一士（仁鈺，一八九○～一九七一）兄弟，黃濬（秋岳，一八九一～一九三七），瞿宣穎（兌之，一八九四～一九七三）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