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慕廬」的原因，康有為寫信時就稱陸徵祥為「慕廬」老弟，據康有為七女康同環的女婿，曾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的李雲光教授說，一九二二年正月康有為有寫信給陸徵祥賀年，但兩封信內容相似，都未寫完，可能因康有為對其中辭句不甚滿意，換紙另寫，而丟棄後，卻被家人珍藏。其中一封云：「慕廬老弟：獻歲發春，伏惟萬福，前歲懽談，預擬遊歐過滬時再銜杯為懽，並與嫂夫人即令媛相見。頃得賀柬，乃知行旌已在瑞士山水間，以喜以悵。『慕廬』刻於柬中，賀書飛於萬……」原信僅止於此（此信並未寄出，後為李雲光所藏）。
信中提到陸徵祥的夫人培德‧博斐（Berthe Bovy），她是比利時人。其祖父和父親都是比國將軍，與當時比國駐俄公使洛凱（Loghait）係極好的親戚，培德‧博斐也就隨洛凱常住俄京，且常出席各項應酬交際之場合，而當時俄皇宮廷中，以陸徵祥年少英俊、談吐溫文，於是兩人一見傾心，遂諧燕好。他們於一八九九年二月十二日在俄京結婚。婚後兩人並無子女，康有為信中說令媛顯然是錯的，她其實是培德夫人的內姪女。康有為寫此信之際，陸徵祥早已辭去外交總長，帶著妻子前往瑞士，住在羅伽那城的益達別墅。因妻子身染重病，醫生建議宜往歐洲養病。而信中說「『慕廬』刻於柬中」，乃是指陸徵祥寄給友人的賀年片上，印有一幅「慕廬圖」。
一九二二年遠在瑞士的陸徵祥寫信向康有為求寫亡父母的墓誌銘，康有為此前只給自己的生母勞太夫人和髮妻張雲珠寫過墓誌銘，除此而外大概只寫過〈清故署禮部左侍郎翰林院侍讀學士徐公神道碑〉，據李雲光教授說寫徐致靖神道碑此墨蹟，「共有兩千多字，寫得整齊勻稱，一筆不苟，一反平常寫字『如刷如掃』的作風，可以想見康氏書寫時拘謹情況。這幅裱為手卷的墨蹟，由我岳母珍藏，一九七〇年曾在香港大會堂展覽過。
當時我岳母告訴我，因為徐氏和他的兒子仁鑄、仁鏡都是維新變法的積極支持者，政變後下獄，所以破例為他們寫碑文。」又康有為曾聲明不為他人作墓誌，在給友人的信中云：「雲柯仁兄：兩奉書悉。僕生平未嘗為人作壽序，亦不為人作墓誌，請遍考都人。昌黎諛墓之譏，差幸可免。間有一二篇，亦必熟識可信者，而後為之。若使不識者而為之，則諛墓矣。僕而諛墓，文又何取焉。此界硜硜不能破，望諒之。」但康有為念及陸徵祥的救命之恩，便破例為其父母撰寫墓誌銘。他洋洋灑灑地寫了〈清誥賜資政大夫陸公雲峰既德配吳太夫人墓誌銘〉，其中還提到當年他要遊俄之事，而陸徵祥勸其勿入俄境，否則一旦誤入，「身首殊以歸中國矣。吾受大德，不敢以文辭。」 （相關報導： 鄧鴻源觀點：論康熙與牛頓 ｜ 更多文章 ）
最後則言：「徵祥為中國使才，蓋公生之教之成之。宜為銘。銘曰：『老松輪囷磊砢，屈巖阿也。芝蘭玉樹，生其根而交枝柯也。使相大營萬家塚，報罔極也。孝子孺慕，圖跪墓門，自責失子職也。談歐學而非孝者，視此宜式也。』」陸徵祥在收到此墓誌銘後，在同年三月二十一日有信回覆康有為云：「長素先生閣下：前奉到賜寄先墓誌銘，拜領之餘，歿存均感。從此先人志行得隨椽筆以傳，尤深榮幸，曾經專電奉謝，託由譚君秋颿轉致，諒邀臺鑒。……茲乘駐和王劫使夫人歸國之便，帶奉瑞士雪景及花景三幅，聊代鮮花之獻，用先函達，屆時該件送到，敬祈哂存為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