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專欄：習近平不知道五四那年還沒有中國共產黨

2019年4月19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和時代價值舉行第14次集體學習。

習近平主持學習時強調，五四運動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事件，五四精神是五四運動創造的寶貴精神財富，必須加強對五四運動和五四精神的研究，「要闡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青年運動的關係，加強對廣大青年的政治引領，引導廣大青年自覺堅持黨的領導，聽黨話、跟黨走」。習近平又要求「必須找準當代中國青年運動在黨和國家工作大局中的著力點」，要堅持大歷史觀，「把五四運動放到中華民族5千多年文明史、中國人民近代以來170多年鬥爭史、中國共產黨90多年奮鬥史中來認識和把握」。

習近平在政治局集體學習中的講話，為他4月30日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的致辭定了調。在將近一個小時的講話中，習近平通篇強調「愛國主義」和「黨的領導」，淡化五四運動倡導的對「民主和科學」的追求，「當代中國，愛國主義的本質就是堅持愛國和愛黨、愛社會主義高度統一」。

這篇冗長無趣的講話，惟一引起民眾和西方媒體注意的，就是習近平再次多個出現讀錯字的低級錯誤，為此電視臺的報道多次中斷並進行剪輯。習近平將「老人贍養」錯讀成「老人瞻仰」，分不清「贍」和「瞻」2字。他還把「迸發」讀成「併發」，這是小學生都不會犯的錯誤。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慷慨激昂地説：「歷史深刻表明，愛國主義自古以來就流淌在中華民族血脈之中。一個人不愛國，甚至欺騙祖國、背叛祖國，那在自己的國家、在世界上都是很丟臉的。」若用這個標凖衡量習近平的家族的國籍，最丟臉的不正是習近平自己嗎？上個世紀80年代初，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在飽受折磨之後復出，但對共產黨政權和中國的未來已經失去信心。據一位與習家關係密切的人士透露，當時，習仲勛召開家庭會議，除了安排習近平步入仕途之外，命令其他子女移民海外。所以，習家第2代及第3代，除了習近平之外，幾乎所有人都持有外國護照或永久居民身份，習家難道不是中國第一賣國家族嗎？

習近平深知，誰能得到青年一代的心，誰就能得到天下，所以要用愛國來哄騙青年。共產黨從一成立起，就在跟其他政治和文化勢力爭奪五四運動的闡釋權。中共建政之後不久，就將五四這一天定位青年節。六四屠殺之後，中共著手建立一整套新時期的、官方版的五四敘事，即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五四敘事。在1998年北京大學百年校慶典禮上，江澤民在講話中明確指出「五四運動的精神，最根本的就是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可見在馬列主義日薄西山之際，愛國主義則方興未艾。 （相關報導： 習近平紀念五四，大談愛國精神》中國學者：兩個混著一起說，而且都說不清楚 ｜ 更多文章 ）

文盲果然是文盲，到了習近平這裡，「黨」大於國家和民族，國家和民族這些宏大敘事都必須服從於「黨的領導」，五四自然而然地變成黨的傑作，不僅「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而且「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五四運動」。習近平宛如那些荒誕不經的穿越劇中的主人公，可以乾坤挪移、顛倒時空，堂而皇之地將共產黨的成立提早到五四運動之前，將共產黨當作五四運動的領導者。在習近平眼中，五四精神是「堅持黨的領導，聽黨話，跟黨走」。由此，五四跟六四之間的歷史脈絡被斬斷了。五四時代，北洋政府尚且不敢虐殺學生；六四時代，學生則成了被共產黨如秋風掃落葉般消滅的「暴徒」。若五四先賢地下有知，看到共產黨的屠殺，聽到習近平這番強不知以為知的言論，恐怕死不瞑目。

歷史果然是胡適所説的「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習近平的講話一言九鼎、定於一尊，誰敢跟他辯論呢？

我要跟習近平爭辯。儘管包子可以稱帝，我仍然要說出皇帝什麽都沒有穿的真相。這已經不是習近平第一次出洋相了，此前他曾宣稱自己經歷過抗日戰爭的苦難，而他明明是在中共建政之後出生的，抗戰時，他老爸的精子還沒有遇到他老媽的卵子。

與習近平對五四的「定論」截然相反的歷史真相是：清帝國晚期，「中華」被迫卷入到世界體系之中，但從未像日本的明治維新那樣「一次性」性地「脫亞入歐」或「西化」，而是如剝繭抽絲般一步步前行——從器物層面（船堅炮利）的洋務運動到政治層面（立憲）的戊戌變法及清末新政，再到文化層面（民主與科學）的五四運動，每一次的變革都會經歷撕心裂肺的陣痛。

五四運動並不限於1919年5月4日這一天的學生愛國運動，它是自1917年以來持續10年以上的文學和思想運動，始自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的所謂「文學革命」，它也是陳獨秀和胡適等學人通過《新青年》和《新潮》等刊物，以及在北京大學的講堂不斷地攻擊舊禮教、傳播西方新思想的思想運動。而五四運動中非主流的、極端激化的那一分支，即陳獨秀帶領南遷的《新青年》群體，後來確實衍生出了共產主義小組和共產黨。

五四運動是中國知識階層自發啓動的，以胡適和陳獨秀為其領袖，並不受任何政黨的控制。胡適在1919年的一篇〈新思潮的意義〉，提出「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四大綱領，在當時很有代表性，大多數人都接受。胡適以「新思潮運動」來界定五四，後來也有人稱之為「新文化運動」或「新思想運動」，含意都大同小異。而陳獨秀在1918年發表〈本誌罪案之答辯書〉，陳述《新青年》的兩大「罪狀」，一是擁護德莫克拉西先生（民主），一是賽因斯先生（科學），始終都被奉為中國所必須追求的兩大普世價值，並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宗旨，當時獲得中國知識分子所共同承認。

真理和真相並不由權力所壟斷，並不是誰的官職高，誰就「句句是真理」。迄今為止，對五四精神作出最精準的概括與論述的，是歷史學家余英時。稍稍有頭腦的華人讀者，在歷史領域，當然相信余英時所説的，而不相信習近平所説的。余英時在其回憶錄中指出，五四時期的所謂「新文化運動」，其核心問題是怎樣接受西方現代的若干中心觀念和價值，使之與中國傳統文化互相溝通，最後引導出中國的全面現代化，但仍不喪失原有文化的認同。西方現代的中心觀念和價值，就是人人皆知的「民主」和「科學」。五四以來，「民主」和「科學」始終被奉為中國所必須追求的兩大價值。當然，與之相關聯的還有其他的價值，如「自由」，這是「民主」與「科學」都不可或缺的先決條件；如「人權」，則是「民主」所要實現的終極目的。

余英時接著指出，「民主」和「科學」是五四留給華人最重要的遺產，因為德、賽兩先生雖久已入籍，卻仍未在中國大地上普遍地安家立業。「科學」在中國主要表現為「科技」，是「藝」而非「道」；為真理而真理的科學精神尚未充分建立。「民主」的地位則是「尊」而不「親」，甚至還時時有取消國籍、遣返西方的呼聲。正因如此，余英時才忍不住發出「『五四』尚未完成」的感慨。他強調説，從「未完成」的角度說，「五四」作為一場波瀾壯闊的文化運動，不但具有豐富的歷史意義，而且在今天仍放射出親切的現實意義。

中共在本質上既反對科學，也反對民主。以習近平初中都未畢業的文化水準和教育背景，當然讀不懂余英時的書，所以才會「無知者無畏」，將「張飛打岳飛」的笑話當作顛撲不破的真理宣講，其結果只能是「猴子爬竿，爬得越高，屁股暴露得越清楚」。 （相關報導： 習近平紀念五四，大談愛國精神》中國學者：兩個混著一起說，而且都說不清楚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旅美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