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記：本文是我為二○一九年五月三日中華文化總會「五四運動一百周年：中國大陸民主發展的反思」圓桌論壇所準備的講稿，收入本書，內容稍有修訂。這場論壇播放了余英時老師的錄影談話，我則發表現場談話，這是我和余老師最後一次「同台」，很值得紀念。
今年二○一九年，是五四學生運動的一百周年，「五四運動」就是從這個學生運動得名的。不過，從比較寬闊的歷史觀點來看，「五四運動」最主要的涵義是得之於在五四學生運動之前就展開的新文化運動。歷史學者一般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起點訂於一九一七年。這一年一月，《新青年》的主持人陳獨秀把雜誌本部從上海遷到北京，也在這個月，胡適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掀起波瀾壯闊的白話文運動，開啟了中國思想文化的新紀元。
作為思想運動，五四運動特別鼓吹三個目標：「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以及從舊禮教解放，建立獨立的人格。其中，「德先生」的問題和現今臺灣以及兩岸情勢關係密切，也是本次論壇的主題。今天，我的發言集中在討論提綱的第一點「自由主義思潮在臺灣與中國大陸的發展」。我想從五四自由傳統的問題出發，嘗試說明現代中國與臺灣自由主義思潮的歷史特點，並論及現在兩岸局勢中臺灣的自由民主問題。
關於五四自由主義傳統，以下是幾點基本說明。首先，「自由」雖然不在前述的五四運動三大目標之中，這個運動含有強烈的鼓吹自由和人權的成分。在一百年前五四的情境中，民主的觀念和自由、人權關係密切，事實上，陳獨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最初是以「人權」和「科學」做為新文化的兩面旗幟（一九一五年九月〈敬告青年〉），而非「民主」與「科學」。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不但提倡與民主有關的參政權，而且重視基本人權，包括思想自由、言論自由，要求法律保障這些權利。他們還主張，健全的個人主義是自由民主的重要文化基礎，他們對三綱五常的批判和這個觀點是相關的。
自由主義最興盛的時期，是在一九四○年代，也就是從抗戰（第二次中日戰爭）晚期到一九四九年中共席捲中國。興盛的主要原因大概有兩個。一是自由派知識分子希望儘快結束國民黨的訓政，實施憲政，作為戰爭結束後中國的新政治體制。另一個原因是，隨著共產黨力量越來越大，很多知識分子擔心自由被徹底摧毀，激發了自由主義的論述。這個支脈可以稱為「反共自由主義」，當時還在青年時期的殷海光（一九一六？—一九六九）顯然就屬於這個脈絡。一九四○年代的自由主義者，有許多國、共兩黨之外的學者和政治人物，以及新聞界、文化界人士。當時影響力特別大的，除了最具象徵性的胡適（一八九一—一九六二），還有民主社會黨領袖張君勱（一八八七—一九六九）、《觀察》週刊主編儲安平（一九○九—一九六六？，下落不明）等。此外，國民黨內也有自由主義者，共產黨中也有人受影響。
第三，四○年代的中國自由主對臺灣也發生了作用。一九五○年代臺灣的自由主義思潮，是一九四○年代思潮的直接轉移和傳布。五○年代影響最大的《自由中國》就是由國民黨和親國民黨的自由主義者所創辦，另外青年黨人經營的《民主潮》、《現代國家》也極力推動民主化。張佛泉（一九○八—一九九四）於一九五五年出版的名著《自由與人權》序中的一段話，就表現了這樣的情況：
以前我們讀英美人「無法出讓的權利」（inalienable rights）之說，輒將它輕易放過，實在並未懂得。只有當空前未有的極權統制在大陸上暴興之際，我們纔了悟英美人何以要講「無法出讓的權利」。著者於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中離平，避地來台，侘傺幽憂，不能自釋，乃下帷讀書，專心於英美人權學說及民主制度之探究。
一九五○年代的香港，更是自由知識分子的集中地，他們在政治上發展第三勢力，在文化、新聞傳播和政治論述上也非常活躍。自由主義傾向的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也有留在中國本土，與共產黨合作的。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共號召大鳴大放，「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他們反應最積極，隨即在一個多月後轉向的反右鬥爭中覆滅，「言者無罪」變成罪大惡極。
剛剛我們看了余英時先生的錄影談話。他的經歷就是中國自由主義浪潮的一個例證。余先生的青少年和四、五○年代的自由主義思潮關係很密切。他從一九三七年抗戰開始，住回老家安徽潛山鄉下，到一九四六年才重回大城市，接受現代教育。從那個時候開始，無論一九五○年前在中國大陸，或一九五○至五五年在香港，主要浸潤的思潮就是五四流衍下來的自由主義。
但是我們要注意，五四自由主義傳統也有很大的限制。二十世紀前半中國最重要的政治勢力是國民黨和共產黨，這兩個都是主張專政的革命政黨，儘管在思想上表現了相當的活力，自由主義的政治空間是很小的。
至於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情況，在香港，主要由於國際局勢的演變，中國自由主義的活動在六○年代後逐漸消散。諷刺的是，自由主義在香港能夠如此活躍，正是「有自由無民主」的英國殖民統治所提供的機會。事隔六十年的今天，香港的民主沒什麼實質成長，自由卻日漸弱化，前景更是黯淡。（二○二○年七月國安法實施後，則是民主被剷除，自由飽受摧殘。
在臺灣方面，主要由於黨外運動所凝聚的政治和社會力量，一九八七年戒嚴解除，一九九○年代初達成自由民主化。黨外運動社會基礎的來源包括臺灣從一九二○年代以來爭取自治與參政的傳統，以及長期對於壓制的抵抗。另外，以《自由中國》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思潮也提供了資源和動力，雷震在一九六○年領導中國民主黨創黨運動，更是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在保護臺灣自由民主體制和生活方式的問題上，我個人以為，要先認識一個重要的事實：臺灣自由民主的體質是相當虛弱的。一九五○年代的臺灣雖然存在自由主義思潮，但這些觀念、價值和有關的討論並沒有進入教育體系，由於報禁以及雜誌發行、廣播電視的限制與壟斷，在媒體的傳播也非常稀少。在九○年代以前，有將近四十年的時間，一般學子在學校，受到的是國民黨意識形態的灌輸，其中自由民主大體是裝飾品，連「五四」兩個字都是忌諱。在這個時段受教育的人，許多並沒有清楚的自由民主意識。這些主要是現在中產階級的中年和老年人，是社會的骨幹，卻是臺灣自由民主體制的一個弱點。臺灣要自強，自由民主的體質要強化，自由民主意義的省思還是應該做的，儘管這是亡羊補牢。
以自由而論，由於缺乏長期的思想陶養，臺灣許多人的自由觀念是很原始的。他們心目中的自由，大概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自由還不錯，但臺灣太自由了，什麼人都照他們自己的意思行動，難怪會亂。（毛澤東有一篇文章〈反對自由主義〉[一九三七]，裡面的描述和以上所說相似，譬如把「自由」等同於放任、散漫。）以我的觀察，這樣的臺灣公民最缺乏兩點認識。第一，他們不了解，自由民主是一種秩序的觀念。自由民主和專制獨裁都是秩序或體制，但性質截然不同。自由民主是以基本人權為基礎的秩序，社會在基本自由受到保障的前提下運作。很多「自由」，譬如隨處扔垃圾的自由、闖紅燈的自由，並不屬於自由體制所保護的自由，這種自由在有些專制社會中可能更多，但再怎麼多，也不會變成自由體制。
臺灣面臨的選擇，是秩序的選擇，生存平台的選擇。我們要在基本自由受到充分保障的秩序中生活，並透過政治社會參與的管道來改善這個社會？還是想像在一種情境中：馬照跑，舞照跳，錢照賺，但基本自由隨時會受到威脅，而且沒有參與、改善的管道？
第二，原始或天然的自由觀念，其實暗含了一個主體，就是「我」，「自由」的意思是「我自由」。有些人對臺灣的政治社會體制受到威脅不在意，一個重要的原因顯然是，他們相信，在另外的體制中，「我」還會是自由的，「我」的自由不受影響。但這不是自由民主體制中「自由」的意義。自由主義所講的「自由」，是所有人的自由，包括跟我不同，與我有衝突的人。在自由思想的歷史中，這種意義的「自由」有個專有名詞，叫做「容忍」（tolerance），跟我不同的人也有自由，他們的自由，可以說是其他人的容忍。一五九八年法國的南特詔令（Edit de Nantes, Edict of Nantes）是歐洲史上最早的宗教容忍宣示。在自由民主體制之中，只要不違反法律，人人都有自由，我有自由，法輪功成員也有自由。法律不管怎麼訂，不能剝奪特定人群的自由。自由民主體制是所有人的生存平台，所有人用自己的方式追尋生計與意義的所在。
我個人認為，臺灣自由民主體制的保衛，關鍵在保衛的意志，有這樣的意志，自然會努力找出各種具體的辦法。為什麼要保衛這樣的體制呢？這裡提出兩個理由。第一是人道主義。臺灣雖然還沒有堅實的自由民主傳統，但已經逐漸發展出人道主義的文化，我們通常對人和善有禮貌，盡量尊重他人，我們也越來越愛護動物。以人為本，以人為目的，尊重生命，這樣的人道主義文化，只能在自由民主體制中生存。
第二，我們到底怎麼看臺灣？怎麼看我們的家園，這個生養我們、培育我們的地方？我們文化中有很多可說是虛榮的想法，想要跟「大」，跟「中心」，跟「世界第一」結合。但現在我們必須做出選擇，虛榮的心理可能會威脅到我們的家園。我們要想想，臺灣是什麼？大家都會承認，臺灣是個多元、複雜的地方，有很多歧異和衝突，在這樣一個好像不受祝福的島嶼，我們成就了進步的科技、豐饒的經濟、相當高的幸福指數，以及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這些人為的成就變成歧異的臺灣共享的要素，如果臺灣拿掉了自由民主，大部分人恐怕很難想像那還是臺灣。在這方面，臺灣有點像美國，對臺灣的認同具有civic nationalism（公民民族主義）的性質。所以，疼惜臺灣，疼惜臺灣長久奮鬥成果的人，應該要為保護自由民主而努力，因為自由民主是臺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作者陳弱水，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教於美國耶魯大學及哥倫比亞大學、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日本東京大學，並長期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現為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特聘教授、臺灣大學講座教授。本文選自作著作《人文與民主的省思》（允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