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登山專文:曹汝霖和其回憶錄

2019-08-09 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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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汝霖生於上海,是清末民初的中國政治家,新交通系首領,也是20世紀初著名親日官員之一。(取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曹汝霖生於上海,是清末民初的中國政治家,新交通系首領,也是20世紀初著名親日官員之一。(取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曹汝霖(1877-1966)字潤田,生於上海。祖父、父輩兩代均在洋務企業江南製造局任職。曹汝霖十八歲時,以第五名的成績考中秀才,後入漢陽鐵路學堂就讀。一九○一年赴日本留學,先後就讀於早稻田專門學校、東京法學院(中央大學前身)。一九○二年清政府派載振出使日本,曹汝霖以留學生代表身份與之結識。一九○四年曹汝霖學成畢業後,應載振之邀,回國後供職於載振擔任尚書的商部商務司,後被調入外務部。一九一三年被袁世凱指派為第一屆參議院議員。同年八月任外交部次長。一九一六年四月任交通總長,後兼署外交總長,並任交通銀行總理。一九一七年一月通過西原龜三向日本興業等銀行借款五百萬日元,是「西原借款」之一。七月任段祺瑞內閣交通總長。一九一八年三月兼任財政總長,又向日本大宗借款,充作軍餉。一九一八年秋,不惜喪失山東鐵路主權,向日本再次借款。一九一九年初任錢能訓內閣交通總長。其仕途之順遂,鮮少人能及之。

今年是「五四」運動一百週年,回看百年前也就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的口號是如此地激昂響亮,似乎離我們不遠。其所謂趙家樓,是指位於北京長安街東端之北的趙家樓胡同,也就是曹汝霖的宅第所在地。「五四」運動前,曹汝霖曾集交通總長、財政總長、交通銀行總理等數職於一身,是北洋政府權重一時的政客。一九一九年的巴黎和會上,由於部分列強與日本事前簽署了密約,協約國公然將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激起中國人民的強烈不滿,從而引發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學生在北平舉著國旗遊行(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五四運動,學生在北平舉著國旗遊行(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五月四日當天下午,北大及北京其他各校大學生齊集天安門後,即出發往東交民巷,推派代表向美國公使館致送請願書。原訂再往日本使館,但被勸阻。各校學生義憤填膺,決定即往趙家樓曹汝霖住宅抗議。當時曹汝霖正在公府參加徐世昌總統歡迎章宗祥回國宴會,陸宗輿也在座,餐畢,陸宗輿先回家。此時學生示威消息傳來,曹、章馬上趕回曹宅,由旁門進入,學生們衝進來時,曹汝霖藏進兩間臥室夾層的箱子間,而章宗祥由僕人引入地下鍋爐旁,但據曹氏僕人目睹:曹聽到叫罵聲後,溜出小後門直奔廚房,換上廚役的衣帽,又出東小門逃往東交民巷法國醫院。而學生旋自汽車房取出汽油數桶,在客廳書房放火燃燒。章宗祥聽到上面起火,即自地下鍋爐房跑出,向後門奔走,即被學生當做曹汝霖而圍打,此即火燒趙家樓事件。當時,交通總長曹汝霖因負責把部分權益讓予日本,與貨幣局總裁陸宗輿及駐日公使章宗祥並稱為「三大賣國賊」。因為當天有一些學生被抓,事件演變成大規模的罷課、罷工及罷市。而且風潮不斷擴大,上海等大城市也跟著罷課、罷工及罷市。六月十一日,總統徐世昌頒令罷免曹、陸、章三人職務。

「五四」運動給曹汝霖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他從此脫離政界,另一個更深刻的影響就是「賣國賊」之名永遠地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曹汝霖說:「此事對我一生名譽,關係太大」,又說:「不意國府編輯教科書又將此事列入教科書,加以渲染,遂使全國學子,知有五四運動之事,即知有不佞之名,不佞之謗滿天下,實拜國定教科書之賜也。」即使到了晚年他寫回憶錄時,仍有憤憤不平之意:「此事距今四十餘年,回想起來,於己於人,亦有好處。雖然於不明不白之中,犧牲了我們三人,卻喚起了多數人的愛國心,總算得到代價。」

曹汝霖在回憶錄的自序裡,說:「自服官外部,職務所繫,與日本接觸特多。終清之世,中日交涉皆以和平解決,由是反對者疑我遷就日人,以仇視日人者轉而忌嫉於我,加我以親日之名。及入民國,日本態度趨於強硬,乘歐戰方酣,逞其野心,出兵佔領青島,猶以為未足,又提二十一條。余與陸子興(徵祥)外長,權衡利害,折衝樽俎,雖未全部承認,終屈於日本之最後通牒。國人既懷恨日本,遂益遷怒於親日之人。甚至張冠李戴,謂二十一條由我簽字;其後巴黎和會失敗,亦歸咎於我;於是群起而攻,掀起五四風潮,指我為賣國賊,大有不共戴天之概。然而事實經過,何嘗如此!清夜捫心,俯仰無媿。徒以三人成虎,世不加察,以致惡性宣傳,儼如鐵案,甚矣,積非成是之可懼也!」

巴黎和會四巨頭,左起:英國首相勞合喬治、義大利總理奧蘭多、法國總理克里蒙梭、美國總統威爾遜(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巴黎和會四巨頭,左起:英國首相勞合喬治、義大利總理奧蘭多、法國總理克里蒙梭、美國總統威爾遜(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關於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覲見中華民國的大總統袁世凱,遞交了二十一條要求的文件,在曹汝霖的筆下,袁世凱對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有清醒認識:「意在控制我國,不可輕視」,至於如何與日本交涉談判,哪一條可以退,哪一條決不含糊,袁世凱「逐條用朱筆批示,極其詳細」,在談判中,「我與陸子興總長,殫精竭慮,謀定後動。

總統又隨時指示,余每晨入府報告,七時到府,總統已在公事廳等著同進早餐,報告昨日會議情形,討論下次應付方針,有時議畢又入府請示……」最終,幸賴我「府院一體,上下一心」,「日本所提之二十一條,議結者不滿十條;而第五項辱國條件,終於拒絕而撤回。會議結果,雖不能自滿,然吾與陸總長已盡最大的努力矣」。

然而北京大學張忠紱教授在其《中華民國外交史》卻有不同的看法:「二十一條交涉結束之後,日本雖未能完全如願,一舉而將中國置於日本保護之下,但日本慾望之大部分已獲得滿足。因二十一條交涉所簽訂之條約換文,日本在北滿之地位已增鞏固;德人在山東之勢力範圍已被日本剷除,日本且獲得繼承德人在山東之權利;日人已對外警告:日人認為福建省為日本獨有之勢力範圍;日本且已進行侵入英人在華之勢力範圍;且北京已在日本威脅包圍之下。自商務、軍事、政治各方面言之:華北已在日本勢力籠罩之中。」

日本提出的《對華二十一條要求》。(wikipedia/public domain)
日本提出的《對華二十一條要求》。(wikipedia/public domain)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西原龜三與曹汝霖、陸宗輿達成交通銀行借款五百萬,當時曹汝霖是交通銀行總理,陸宗輿為交通銀行股東會會長,這是所謂「西原借款」的開始。在曹汝霖回憶錄裡,詳細記載了「西原借款」的來龍去脈,以及資金的用途走向。他說:「余攝財政十個月,經手借款為一億零五百萬日元。此外參戰借款等,均為陸軍靳雲鵬經手,與財政部無關,余亦未嘗顧問。而我經手借款之中,除了二千五百萬日元為交通銀行所借,二千萬日元為東海所用,財政部實用者只有六千萬日元,合之銀元尚不足五千萬元。而余在任,官員無欠薪,軍警無欠餉,學校經費月必照發,出使經費月必照匯,即清室優待費用四百萬元從未積欠,至交卸時,庫存尚有三百萬元,此皆財政部有帳可稽……」「自知才疏任重,遭謗招怨……後由財部庫藏司出納主任周叔廉君輯有西原借款收支小冊子,分門別類,按月日登記,一目了然,閱之自可明瞭西原借款之用途矣。」

張忠紱教授對於「西原借款」論斷云:「日本在此時期中之對華借款本為有計畫之經濟侵略:其目的甚為遠大,故其借款條件不必盡苛。中國國務總理段祺瑞內而受親日派之包圍,外而惑於日本之甘詞重幣,只圖暫時財政之充裕,並維持本黨之地位,不惜飲鴆止渴,贈送國權,使日本假借款以侵略中國之計畫大部得以實現。除吉長、四鄭、吉會以及滿蒙四路均被抵押外,並將無線電臺,全國之有線電信事業,吉黑兩省之金礦及森林,濟順、高徐二鐵路均讓與日本。此外中國復向日本舉借大宗之軍械及參戰借款,以供內爭之用,尤為國人所詬病。」而其中在章宗祥對山東二鐵路借款換文中,有「欣然同意」之語,(雖然章宗祥自辯「不過外交文書上之套語」)是巴黎和會討論山東問題,中國失敗的主因,也是「五四」運動的導火線。

抗日戰爭時期,曹汝霖曾公開表示要以「晚節挽回前譽之失」,不與日本人合作,拒絕擔任偽政府主席一職,後被動掛上偽華北臨時政府最高顧問、華北政務委員會諮詢委員等虛銜,但並未給日本人出力,算是保持了晚節。曹汝霖一再強調,他之親日,親的是日本友善之人民,而非橫行無忌之軍國主義。全面抗戰一觸即發之際,曹汝霖受邀赴廬山面見蔣介石,對如何與日本作戰、注意事項等等都有所進言,頗為蔣介石所贊同,應該是進一步增強了蔣介石的持久抗戰決心。當有人問他為何轉換觀念,他說「我主張親日,不是親帝國主義者的日本。現在他們侵略我國,與我為敵,怎能再講親善?」曾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在《曹汝霖回憶錄》日譯本序言中也曾指出,「但他的親日,絕非是盲目的,而是基於一種堅強的信念,認為中日兩國,如果不能合作,便不能希望有真正的東亞和平。」

曹汝霖晚年應香港陳孝威將軍之請,於一九六○年九月六日至一九六三年五月十六日在香港《天文臺報》連載《一生之回憶》。後續有補充,交《春秋》雜誌刊載,前後歷六年始殺青,於一九六六年一月結集出書,都三十萬言。其中談到廿一條的簽訂,其過程至為詳盡。而根據史料當時陸徵祥實已退居總統府外交最高顧問,因此身當其衝者原為外交總長孫寶琦與次長曹汝霖。然因孫寶琦在日置義公使面遞條約時,即大發議論,袁世凱斥為荒唐粗率,不足當此重任,乃「臨陣換將」發表陸徵祥接任外交總長。當中日雙方在外交大樓開議時,陸徵祥頗能以堅忍之精神、迂迴之戰略,逐條辯護,據理力爭。自二月二日正式開始談判,至四月二十六日,日本提出最後修正案止,歷時八十四天,正式會議二十五次,會外折衝不下二十餘次。四月底,談判完全陷入僵局,日本再次調動軍隊,向中國發出最後通牒。袁世凱缺乏談判籌碼,只能一面拖延,一面讓其秘書顧維鈞將條款內容對外披露,希望獲得國際輿論支持,以抵抗日方壓力。但當時歐戰正酣,友邦亦無法分心東顧,國際援助無望,內審國勢又無力捍衛主權,於是只得委曲求全。至五月九日,在日本提出最後通牒脅迫之下,袁世凱及北洋政府乃被迫接受了二十一條要求當中的大部分條款,史稱「五九國恥」。觀之,五月九日下午,在通牒到期前五小時,陸徵祥親送覆文至日本駐華公使館,五月廿五日,陸徵祥親筆簽署條約,在在都見於外交檔案以及新聞報導,委實也輪不上一個次長與外國簽約。難怪曹汝霖在回憶錄前言中埋怨「張冠李戴,謂廿一條由我簽字」,其忿忿不平可以想見。

圖為1915年5月25日,“二十一條”簽字時中日代表合影。左起:(中方)外交次長曹汝霖、外交總長陸征祥、秘書施履本;(日方)參贊小幡西吉、駐華公使日置益、書記官參贊高尾。
圖為1915年5月25日,“二十一條”簽字時中日代表合影。左起:(中方)外交次長曹汝霖、外交總長陸征祥、秘書施履本;(日方)參贊小幡西吉、駐華公使日置益、書記官參贊高尾。

二十一條簽字後,陸徵祥即坦言「我簽字即是簽了我的死案,三、五年後,一輩青年不明今日苦衷,只說陸徵祥簽了喪權失地的條約,我們要吃他的肉。」學者陳恭祿說:「就國際形勢而言,中日強弱懸殊,和、戰均不利中國,銜其輕重利害,決定大計,終乃迫而忍辱簽訂條約,何可厚非?」

名報人王芸生也評價說:「綜觀二十一條交涉之始末經過,今以事後之明論之,中國方面可謂錯誤甚少。若袁世凱之果決,陸徵祥之磋磨,曹汝霖、陸宗輿之機變,蔡廷幹、顧維鈞等之活動,皆前此歷次對外交涉所少見者。」可說是持平之論。

學者胡志偉在談及此回憶錄說:「曹汝霖執筆寫這本回憶錄時已八四高齡,記憶力衰退,而且身處美國小城,搜羅中國近代史資料不易,筆端舛錯在所難免。另外全書最大的缺點是,所有人名幾乎全用表字而非名字。讀者諸君閱到仲和、叔魯、達銓、鄰葛、伯唐、慕韓等等,誰能明白是指章宗祥、王克敏、吳鼎昌、楊宇霆、汪大變、孫寶琦等大官呢?」因此我就這

些字號盡其所能的註解出來,如顧少川(維鈞)、伍梯雲(朝樞)、伍秩庸(廷芳)、吳止欺(振麟)、周緝之(學熙)、李贊侯(思浩)、張季直(謇)、曾雲沛(毓雋)、章仲和(宗祥)、張堅白(鳴岐)、羅叔蘊(振玉)、鄭蘇戡(孝胥)、殷亦農(汝耕)、章行嚴(士釗)、陳雪暄(調元)、顏駿人(惠慶)、鄭士琦(汝成)、傅清節(良佐)、段香巖(芝貴)、王叔魯(克敏)、倪丹忱(嗣沖)、張岱杉(弧)、蔡耀堂(廷幹)、陳公俠(儀)、陳二庵(宧)等等成千上百的名號,一一註出,可免讀者翻檢之勞。另外有些段落非常長,不易閱讀,我也重新加以分段。

當曹汝霖在晚年的夕陽歲月裡,在異國他鄉,回想自己的一生,他留下的回憶,無疑就有了一種親證歷史、還原事情本來面目的樸素價值。當我們隨著他的娓娓道來,從正史看野史,再從野史反證正史,不能不因歷史的撲朔迷離而低首徘徊,悵歎不已!

《曹汝霖回憶錄》書封。(新銳文創提供)
《曹汝霖回憶錄》書封。(新銳文創提供)

*作者為文史學者。本文選自《曹汝霖回憶錄》(新注本,新銳文創)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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