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從強烈的危機、瓦解、受鄙視氣氛下走出，極渴望破舊立新，重新開始，東山再起。中國歷任政府，乃至軍閥，都想要有某種革命性鉅變。許多書籍文章探索可能的革命之路，把拒斥革命者扣上「反革命分子」之名。文藝作品經常在傳揚革命觀。企業為了國民革命而販賣國貨。「革命」一詞含糊不定，對不同的人來說，意味著不同的事物。因此，對革命的渴求無可避免導致不同革命路線之間關係緊張。中國社會裡以正確革命道路為主題的辯論，加深政治分歧，撕裂社會，即使外患當頭時亦然。
這段期間的革命往往被後人評價為失敗或夭折。這些革命眼高手低，連往其崇高目標靠近都談不上，遑論實現。國民黨的共和制願景轉瞬即逝，五四運動知識分子所提倡的第一場文化革命，則始終沒有連結上廣大群眾。共黨革命大半時候接近破壞，甚於接近成功。中國的大大小小革命大抵而言似乎較善於破舊而非立新。儒家書院消失，寺廟遭關閉，習俗遭廢除，菁英受攻擊，沿襲千百年的觀念遭貶抑。但這些革命方案，即使未能實現其目標，卻往往啟動中國社會的深刻轉型。一批新制度被引入並試行，新的社會慣例在社會中確立下來，新技術獲採用，工作環境改變了，新的流動模式和日常生活模式建立了。在城市地區，改變最顯著，但改變的腳步也深入內陸農村。縱橫交錯的鐵公路和行走於河海的汽輪帶來新技術、新機會，還帶來新挑戰、新風險。由於對市場的倚賴升高，全球貨幣波動開始影響農村生活水準。此前中國社會從未在如此短的歲月裡經歷如此紛至沓來的種種改變，而且這些改變往往有害且從數個不同方向過來。
除了革命，戰爭也是這個時期的主流現象。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幾乎無時無刻不在打仗，或起內戰，或禦外敵。戰爭帶來無窮貽害。戰爭造成兩千萬條人命喪生，有的死於中日軍隊交戰，有的死於被俘受虐，有的則是飽受戰火摧殘的平民。還有數百萬人死於基礎設施失修和疏於防杜、因應水災等天災。一九二○年代後期至一九四○年代後期，饑荒和天災普遍且頻仍。將近三十年殘酷戰爭不斷，可能奪走高達四千萬中國人民性命。同樣重創中國的，還有基礎設施、工業、建築遭破壞，以及中國民心受到的打擊。但這些戰爭也證明二十世紀中期時中國已有長足進步。數十年整軍經武、招募和訓練兵員、尚武精神傳播，使中國從軍事角度看已強大許多，自衛能力提升不少。一九○○年，庸弱的中國軍隊幾乎無役不敗，但五十年後，中國軍隊卻能在艱苦漫長的抗戰中，牽制住世界上數一數二耐打、能打的軍隊。一九四九年，中國即便滿目瘡痍，戰力仍頗強。 （相關報導： 中國夢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何謂中華何謂漢》選摘（3） ｜ 更多文章 ）
第三個統攝現象是民族主義的壯大和傳播。費約翰（John Fitzgerald）在其研究中華民國如何發展成獨立主權國的研究中，認為緊接於一九一一年後的一段時期，中國既「無國家」也「無民族」，意即雖然民族國家概念的確存在於中國菁英心中，但不管是國家的形式，還是民族的形式，都尚未被決定或確立。這方面到民國時期有了重大改變。在這一時期，民族認同感較明確。民族在抵禦外侮、建設國家的脈絡下形成。隨著國家持續動員人民抵抗外國入侵，民族有了形狀。這個民族界定過程，是民族建構必經之路，使「中國」成為有意義、具體可感、關乎個人的概念。領土遭外國強權瓜分、占領，也激發了中國的領土觀念，即國家的範圍涵蓋整塊大陸。中國─這或許是中國史上頭一遭─在民族主義觀念下團結起來，以國家名義動員民眾投入國際戰爭。最重要的是，民族主義是使軍力不致潰散的主要因素之一─原本軍力潰散的可能性看起來相當大，尤其是抗戰剛開打時。但中國作為一個概念，並未就此牢牢確立，因為有形形色色的國家打造方案，以不同方式界定、表述民族。而兩個誰也不服誰的建國政黨，都想要一手決定民族的內涵和代表該民族之國家的形式，為此爭鬥不休，中華民族則在此爭鬥中創立、再創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