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從強烈的危機、瓦解、受鄙視氣氛下走出，極渴望破舊立新，重新開始，東山再起。中國歷任政府，乃至軍閥，都想要有某種革命性鉅變。許多書籍文章探索可能的革命之路，把拒斥革命者扣上「反革命分子」之名。文藝作品經常在傳揚革命觀。企業為了國民革命而販賣國貨。「革命」一詞含糊不定，對不同的人來說，意味著不同的事物。因此，對革命的渴求無可避免導致不同革命路線之間關係緊張。中國社會裡以正確革命道路為主題的辯論，加深政治分歧，撕裂社會，即使外患當頭時亦然。
這段期間的革命往往被後人評價為失敗或夭折。這些革命眼高手低，連往其崇高目標靠近都談不上，遑論實現。國民黨的共和制願景轉瞬即逝，五四運動知識分子所提倡的第一場文化革命，則始終沒有連結上廣大群眾。共黨革命大半時候接近破壞，甚於接近成功。中國的大大小小革命大抵而言似乎較善於破舊而非立新。儒家書院消失，寺廟遭關閉，習俗遭廢除，菁英受攻擊，沿襲千百年的觀念遭貶抑。但這些革命方案，即使未能實現其目標，卻往往啟動中國社會的深刻轉型。一批新制度被引入並試行，新的社會慣例在社會中確立下來，新技術獲採用，工作環境改變了，新的流動模式和日常生活模式建立了。在城市地區，改變最顯著，但改變的腳步也深入內陸農村。縱橫交錯的鐵公路和行走於河海的汽輪帶來新技術、新機會，還帶來新挑戰、新風險。由於對市場的倚賴升高，全球貨幣波動開始影響農村生活水準。此前中國社會從未在如此短的歲月裡經歷如此紛至沓來的種種改變，而且這些改變往往有害且從數個不同方向過來。
除了革命，戰爭也是這個時期的主流現象。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幾乎無時無刻不在打仗，或起內戰，或禦外敵。戰爭帶來無窮貽害。戰爭造成兩千萬條人命喪生，有的死於中日軍隊交戰，有的死於被俘受虐，有的則是飽受戰火摧殘的平民。還有數百萬人死於基礎設施失修和疏於防杜、因應水災等天災。一九二○年代後期至一九四○年代後期，饑荒和天災普遍且頻仍。將近三十年殘酷戰爭不斷，可能奪走高達四千萬中國人民性命。同樣重創中國的，還有基礎設施、工業、建築遭破壞，以及中國民心受到的打擊。但這些戰爭也證明二十世紀中期時中國已有長足進步。數十年整軍經武、招募和訓練兵員、尚武精神傳播，使中國從軍事角度看已強大許多，自衛能力提升不少。一九○○年，庸弱的中國軍隊幾乎無役不敗，但五十年後，中國軍隊卻能在艱苦漫長的抗戰中，牽制住世界上數一數二耐打、能打的軍隊。一九四九年，中國即便滿目瘡痍，戰力仍頗強。
第三個統攝現象是民族主義的壯大和傳播。費約翰（John Fitzgerald）在其研究中華民國如何發展成獨立主權國的研究中，認為緊接於一九一一年後的一段時期，中國既「無國家」也「無民族」，意即雖然民族國家概念的確存在於中國菁英心中，但不管是國家的形式，還是民族的形式，都尚未被決定或確立。這方面到民國時期有了重大改變。在這一時期，民族認同感較明確。民族在抵禦外侮、建設國家的脈絡下形成。隨著國家持續動員人民抵抗外國入侵，民族有了形狀。這個民族界定過程，是民族建構必經之路，使「中國」成為有意義、具體可感、關乎個人的概念。領土遭外國強權瓜分、占領，也激發了中國的領土觀念，即國家的範圍涵蓋整塊大陸。中國─這或許是中國史上頭一遭─在民族主義觀念下團結起來，以國家名義動員民眾投入國際戰爭。最重要的是，民族主義是使軍力不致潰散的主要因素之一─原本軍力潰散的可能性看起來相當大，尤其是抗戰剛開打時。但中國作為一個概念，並未就此牢牢確立，因為有形形色色的國家打造方案，以不同方式界定、表述民族。而兩個誰也不服誰的建國政黨，都想要一手決定民族的內涵和代表該民族之國家的形式，為此爭鬥不休，中華民族則在此爭鬥中創立、再創立。
這個時期出現許多重建制度、實驗制度的作為，但大部分政府存在甚短，它們的制度改革流於片斷、不完整。北洋政府和軍閥政府的軍事獨裁統治，大多建立在既有的傳統制度上，在教育或軍隊方面有些小革新。軍閥政權通常具排他性、榨取性，不輕易吸收外人進入，傾向獨占權力和財富。國民黨在南京、重慶建立了一黨專制政權，其制度的設立，旨在透過向黨領導階層負責的有效率官僚體系來控制社會、經濟。這是由上而下的統制性體制，榨取社會資源供建設國家之用。排他性低於軍閥政權，但仍把國家和黨的利益擺在私人利益之上，當然也擺在與黨─國無關連的弱勢群體和勢力之上。延安的中國共產黨建立了另一種的一黨專政體制：以精心掌控並培養的草根動員力量為基礎，透過控制公共論述和懲戒性討伐來建立紀律。溫和的社會改革，在某些方面有益於農村社會，使延安在經濟方面較具包容性。但徵用資源仍是其改革主要目的之一。最後，在滿洲國和中國其他地方由日本人扶植的政權，提出的又是一種不同的制度秩序。這些傀儡政權行事受外部利益驅動。雖然推動開發和工業化，但目的是為滿足日本戰爭需求。制度的榨取性、排他性都很高。此時期留下令人困惑的制度拼圖，各式各樣拼塊之間的拼接並不完全吻合，但這些區域和地區有一共通點，即都由少數菁英統治，他們把社會組織起來是為達自己目的，即使犧牲大部分中國人民的福祉也在所不惜。政治權力集中在一小撮人手裡，主要用來為當權者創造財富和培養軍力。經濟制度具榨取性，因為這本就是這些制度的設計用意；這些制度的建立多是為了榨取大部分人民的收入和財富以造福當權者。
在由革命、戰爭、民族主義塑造出的這個四分五裂環境裡，中國政府制度的目標和結構，經歷了一個重大且全面的改變，成為所有地區和秩序的特徵。在這期間，可看到一股明顯的趨勢，即往強化國家公權力的方向發展。從最早的軍閥政權到最後的國民黨政權，每個政權為了維持獨立自主和發展經濟，都必須加強對社會和經濟的控制。這一趨勢始於抗戰前許久，但在抗日那幾年力道更是大幅增強。同一期間，我們也看到統治著不同地區的不同政府都一再努力動員群眾。政府官員認為，戰爭的恐怖與顛沛流離使人心恐懼失序，為此，他們致力於設立、擴大能叫民眾刮目相看的政府機構，以安定內部秩序。另一個我們一眼即可注意到的現象是，維護國家安全的公權力持續強化，而且這股不斷擴張的力量干預著現代中國社會的形成。權力愈來愈大的國家能找到數代的情報人員、執法幹員為其賣命，同時取得他們的效忠。戰時各政權熱中於打造強有力的政府機構，好將撲天蓋地的控制網籠罩整個社會。獲授予全權的祕密警察、執法機構、情蒐機構出現，這些機制有能力處理掉大量變節者和反對者。這一權力集中趨勢，與國家在其他關心領域所展開的重要行動息息相關，這些行動包括中央統一登錄國民、透過中央課稅體系榨取資源、愛國教育、透過學校課程和官方出資蓋的公共紀念物建構社會記憶、傳播國家認同。
國家經濟發展成為政府的施政要項之一，而且最終會重視到因此開始管理、控制、甚至國有化（抗戰時）幾乎所有產業。經濟發展計畫很簡單：靠政府之力發展產業，以及藉由課徵高農業稅，覓得發展產業所需的資源。經濟生活的私人領域因此受到限制。當然，在這期間，政府的經濟控制和開發計畫，只取得局部成果。到最後，這些制度可能如同朱莉（Julia Strauss）所言，是「弱政治實體裡的強制度」。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是在抗戰結束後，才得以將其經濟生活或政治生活構想強行落實在廣大人民身上。直到那時，兩黨才有能力在自己所牢牢控制的地區這麼做。戰時政權要求對社會施以更大程度的控制，呼籲國民為集體利益做出更大犧牲，但也必須證明它們會在國民貧困受苦時伸出援手。國家與社會的新契約出爐，向社會提供貨物與服務的新觀念，在此契約中甚具分量。但中國各政府雖在這方面有些成就，卻大多未能履行它們在此契約中的責任。中國各政府最終要求的多而提供的少。整個民國期間，飽受戰禍、災難之苦的人民所得到的救助，主要來自非官方機構和國際救濟組織，例如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紅十字會、世界紅卍字會。
這段期間儘管暴力橫行、滿目瘡痍，社會和文化卻大幅改觀。中國社會變得更多元、更複雜、流動性更高、更容易受全球情勢牽動。都市中產階級、專業人士之類的新社會群體出現，要求參與，要求得到肯定。此一時期，針對中國哪些事物屬於現代或稱得上現代，五四運動思潮、其他思潮和歷史思潮之間，激盪出許多激辯，而這些激辯本身正說明中國現代性的多元並存。五四運動（又稱新文化運動），強調教育和個人自主，那之後，隨著政治學說變得更憤世嫉俗，更兩極對立，出現日益不切實際、激進的其他文化行動方案。現代性是個複雜、眾聲喧譁的過程，針對如何臻於現代充滿各式各樣構想─有些看法想打破傳統、著眼於政治，有些構想著眼於現世、日常事物，有些構想由知識分子推動，有些構想由消費者推動。要理解中國如何在全球現代性的大背景下改造傳統，就必須把重點擺在能動性和多元性上。這就不再著眼於評估中國引入西方事物時的忠實程度─這是傳統角度（即使這個角度也承認中國對西方思想有獨特看法）─而是轉而探索在中國追求融入現代世界時，傳統思想和新思想如何被改造、被重新運用。
戰爭和革命也把那些希望採用較寬容、包容治理方式的人邊緣化。不管是哪種民主，都被認為只有擺脫腐敗的政黨政治才得以實現。此時期的歷史常被概括為一場鬥爭，一邊是專制政府，一邊是要求民主的人民運動。誠如史謙德（David Strand）所主張的，這一二分法漏失了民國時期中國城市生活的影響。在當時中國，人們辯論、協商公民身分的意義、愛國精神、權利、正義，甚至在制度失靈、列寧主義政黨體制出現之際也這麼做。與衰弱、腐敗、壓迫有關的治理問題日增，不斷催生出要求積極領導、公民積極參與的更大聲浪。但人民要求參與政治的呼聲從未促成制度性改變。民國時期的最大困境與依舊排他、依舊被當權者獨占的政治制度有關。如空中樓閣的「新國民」或「新文化」願景，始終未影響實際的政治體制。民國時期是思辨自由程度很高和文藝創造力勃發的時期，但這時期的政治核心，即共和政體，沒有人真心信仰，而且此一政體的共和制度，也沒有人能夠或願意投注心力於其中。要求甚高的中國知識分子漸漸極不信任政治制度。中華民國在某些方面未能實現自訂目標，使其某些核心價值和實踐只能化為崇高理想和未來抱負存世。此外，急欲擺脫封建主義、帝國主義束縛的心態，必然強化「救國」觀，不利於政治改革，並必然使塑造政治準則、政治過程之事交由政府機構負責。總而言之，政治制度的改革常被視為既無望且無用。
一九一一年，中國已站在百年全球變革、更生、革命的浪尖上。它不只成為亞洲第一個民族共和國，而且其實是最早改行共和制及最早採用民族國家政治形式的大陸型帝國之一。後來，歐洲諸帝國於一戰期間相互摧毀時，中國迎來中國資本主義的第一個黃金時代，上海成為充滿國際色彩的亞洲中心、世界中心。中國也著手打造更富活力的高等教育體制─從而訓練出後來幾代科學家和技術官僚。中國強化其軍隊，重建制度，動員並訓導其國民，擊敗敵人保住國家。然而與此同時，關於中國憲政秩序的性質，卻連最起碼的共識都沒有。似乎愈來愈排斥民眾參與的政府和在體制外聲勢日壯的政治運動團體相互對立，使能得到民眾支持的合法憲政體制無緣建立。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的諸多革命，留下諸多未解決的問題。
＊作者余凱思（Klaus Mühlhahn），曾任柏林自由大學東亞學系中國歷史與文化教授和該校副校長，現為德國齊柏林大學校長。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從清帝國到習近平：中國現代化四百年》（春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