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由革命、戰爭、民族主義塑造出的這個四分五裂環境裡，中國政府制度的目標和結構，經歷了一個重大且全面的改變，成為所有地區和秩序的特徵。在這期間，可看到一股明顯的趨勢，即往強化國家公權力的方向發展。從最早的軍閥政權到最後的國民黨政權，每個政權為了維持獨立自主和發展經濟，都必須加強對社會和經濟的控制。這一趨勢始於抗戰前許久，但在抗日那幾年力道更是大幅增強。同一期間，我們也看到統治著不同地區的不同政府都一再努力動員群眾。政府官員認為，戰爭的恐怖與顛沛流離使人心恐懼失序，為此，他們致力於設立、擴大能叫民眾刮目相看的政府機構，以安定內部秩序。另一個我們一眼即可注意到的現象是，維護國家安全的公權力持續強化，而且這股不斷擴張的力量干預著現代中國社會的形成。權力愈來愈大的國家能找到數代的情報人員、執法幹員為其賣命，同時取得他們的效忠。戰時各政權熱中於打造強有力的政府機構，好將撲天蓋地的控制網籠罩整個社會。獲授予全權的祕密警察、執法機構、情蒐機構出現，這些機制有能力處理掉大量變節者和反對者。這一權力集中趨勢，與國家在其他關心領域所展開的重要行動息息相關，這些行動包括中央統一登錄國民、透過中央課稅體系榨取資源、愛國教育、透過學校課程和官方出資蓋的公共紀念物建構社會記憶、傳播國家認同。
國家經濟發展成為政府的施政要項之一，而且最終會重視到因此開始管理、控制、甚至國有化（抗戰時）幾乎所有產業。經濟發展計畫很簡單：靠政府之力發展產業，以及藉由課徵高農業稅，覓得發展產業所需的資源。經濟生活的私人領域因此受到限制。當然，在這期間，政府的經濟控制和開發計畫，只取得局部成果。到最後，這些制度可能如同朱莉（Julia Strauss）所言，是「弱政治實體裡的強制度」。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是在抗戰結束後，才得以將其經濟生活或政治生活構想強行落實在廣大人民身上。直到那時，兩黨才有能力在自己所牢牢控制的地區這麼做。戰時政權要求對社會施以更大程度的控制，呼籲國民為集體利益做出更大犧牲，但也必須證明它們會在國民貧困受苦時伸出援手。國家與社會的新契約出爐，向社會提供貨物與服務的新觀念，在此契約中甚具分量。但中國各政府雖在這方面有些成就，卻大多未能履行它們在此契約中的責任。中國各政府最終要求的多而提供的少。整個民國期間，飽受戰禍、災難之苦的人民所得到的救助，主要來自非官方機構和國際救濟組織，例如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紅十字會、世界紅卍字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