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期間儘管暴力橫行、滿目瘡痍，社會和文化卻大幅改觀。中國社會變得更多元、更複雜、流動性更高、更容易受全球情勢牽動。都市中產階級、專業人士之類的新社會群體出現，要求參與，要求得到肯定。此一時期，針對中國哪些事物屬於現代或稱得上現代，五四運動思潮、其他思潮和歷史思潮之間，激盪出許多激辯，而這些激辯本身正說明中國現代性的多元並存。五四運動（又稱新文化運動），強調教育和個人自主，那之後，隨著政治學說變得更憤世嫉俗，更兩極對立，出現日益不切實際、激進的其他文化行動方案。現代性是個複雜、眾聲喧譁的過程，針對如何臻於現代充滿各式各樣構想─有些看法想打破傳統、著眼於政治，有些構想著眼於現世、日常事物，有些構想由知識分子推動，有些構想由消費者推動。要理解中國如何在全球現代性的大背景下改造傳統，就必須把重點擺在能動性和多元性上。這就不再著眼於評估中國引入西方事物時的忠實程度─這是傳統角度（即使這個角度也承認中國對西方思想有獨特看法）─而是轉而探索在中國追求融入現代世界時，傳統思想和新思想如何被改造、被重新運用。
戰爭和革命也把那些希望採用較寬容、包容治理方式的人邊緣化。不管是哪種民主，都被認為只有擺脫腐敗的政黨政治才得以實現。此時期的歷史常被概括為一場鬥爭，一邊是專制政府，一邊是要求民主的人民運動。誠如史謙德（David Strand）所主張的，這一二分法漏失了民國時期中國城市生活的影響。在當時中國，人們辯論、協商公民身分的意義、愛國精神、權利、正義，甚至在制度失靈、列寧主義政黨體制出現之際也這麼做。與衰弱、腐敗、壓迫有關的治理問題日增，不斷催生出要求積極領導、公民積極參與的更大聲浪。但人民要求參與政治的呼聲從未促成制度性改變。民國時期的最大困境與依舊排他、依舊被當權者獨占的政治制度有關。如空中樓閣的「新國民」或「新文化」願景，始終未影響實際的政治體制。民國時期是思辨自由程度很高和文藝創造力勃發的時期，但這時期的政治核心，即共和政體，沒有人真心信仰，而且此一政體的共和制度，也沒有人能夠或願意投注心力於其中。要求甚高的中國知識分子漸漸極不信任政治制度。中華民國在某些方面未能實現自訂目標，使其某些核心價值和實踐只能化為崇高理想和未來抱負存世。此外，急欲擺脫封建主義、帝國主義束縛的心態，必然強化「救國」觀，不利於政治改革，並必然使塑造政治準則、政治過程之事交由政府機構負責。總而言之，政治制度的改革常被視為既無望且無用。
一九一一年，中國已站在百年全球變革、更生、革命的浪尖上。它不只成為亞洲第一個民族共和國，而且其實是最早改行共和制及最早採用民族國家政治形式的大陸型帝國之一。後來，歐洲諸帝國於一戰期間相互摧毀時，中國迎來中國資本主義的第一個黃金時代，上海成為充滿國際色彩的亞洲中心、世界中心。中國也著手打造更富活力的高等教育體制─從而訓練出後來幾代科學家和技術官僚。中國強化其軍隊，重建制度，動員並訓導其國民，擊敗敵人保住國家。然而與此同時，關於中國憲政秩序的性質，卻連最起碼的共識都沒有。似乎愈來愈排斥民眾參與的政府和在體制外聲勢日壯的政治運動團體相互對立，使能得到民眾支持的合法憲政體制無緣建立。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的諸多革命，留下諸多未解決的問題。
＊作者余凱思（Klaus Mühlhahn），曾任柏林自由大學東亞學系中國歷史與文化教授和該校副校長，現為德國齊柏林大學校長。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從清帝國到習近平：中國現代化四百年》（春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