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關注社會階層差異的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孫立平，近日發出「誰把勞工節翻譯成勞動節？」之問，並誓以「餘生」探究清楚。其支持者認為：「勞動節」與「勞工節」雖一字之差，語意卻天壤之別：前者片面宣揚勞動，後者卻著重勞動者權益。
「勞動節」還是「勞工節」？
探究歷史淵源，「五一節」的確出於勞動者的利益訴求：19世紀二次工業革命之後，雖然社會財富極大豐富，歐美工人階級卻仍然面臨超長的勞動時間與高壓的勞動強度。為反對資本家壓榨，英法德意四國工人1864年於倫敦成立國際工人聯合會（即馬克思指導的「第一國際」），並於1866年在瑞士日內瓦會議正式提出八小時工作口號。
雖然秉持該訴求的巴黎公社運動遭遇失敗（1871），馬克斯、恩格斯亦隨著第一國際遷往紐約而失去領導力，但美國、加拿大、澳洲等的工人階級仍繼續抗爭八小時工作制。1886年5月1日美國芝加哥爆發超過35萬人的工人大罷工。經過持續幾日的警民衝突與極富爭議的後續審判，八小時工作制伴隨著鮮血與生命成為進一步的社會共識。
為慶祝這一勝利，1889年恩格斯領導的第二國際於巴黎宣佈，五月一日為全世界勞動者與無產階級的共同節日。基於此，歐洲工人階級每年於該日舉行盛大的遊行集會，以爭取或慶祝各項勞動權益，「五一節」亦逐漸成為一個象徵所有勞動者權益與尊嚴的國際性節日。以法國巴黎及德國柏林為例，雖然每年的「五一」遊行均複雜而多元，但由於長久低迷的經濟復現復甦苗頭，今年的「五一」遊行反而較為平靜及有序。
但在芝加哥工人運動取得初步勝利的美國，「五一節」卻並未成為聯邦法定假日。出身牧師家庭的民主黨總統克利夫蘭（Stephen Cleveland ）雖囿於選票願向勞工示好，但其與注重實利、善於妥協、且看重選舉權利的美國工會領袖龔帕斯（Samuel Gompers）一樣，不願美國的工人運動與馬恩領導的激進社會主義運動合流，亦不願無政府主義者借此獲得縱容。基於此，1894年其將勞動節設於獨立日與感恩節之間的九月首個周一。
而在天主教氣氛濃厚的義大利，雖然其工人代表最早參與倫敦國際工人聯合會，卻亦無全國性的「勞動節」假期。這是因為在天主教傳統中，不僅每年五月為獻給聖母的重要瞻禮月，五月一日亦是聖若瑟作為勞動者主保的瞻禮日。根據聖經，耶穌養父聖若瑟為一名朴實耐勞的工匠，耶穌本人亦是一名木匠；而聖母在艱難環境之中對他們的悉心照料，本身就像征著天主對勞動者的無比恩寵，亦永恆地激勵著人們對勞動者人格尊嚴與社會地位予以正視與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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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選擇
在並未經歷大規模工業革命、且傳統社會型構較為穩固的中國，時至1905年，方由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引入「五一節」（時譯為「萬國勞動者團結大示威」），其後知識界開始宣揚「勞工權利」、「勞工尊嚴」與「勞工神聖」等理念。1919年5月1日，《晨報文化副刊》在李大釗協助下首發「五一勞動節紀念」專號；三天之後，「五四運動」爆發，中國工人階級亦在聲援運動中正式登上歷史舞台。
1920年5月1日，在知識界享有盛譽的《新青年》雜誌亦推出長達400頁的「勞動節紀念號」，孫中山為之題詞為「天下為公」，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題詞為 「勞工神聖」。而當時主要內容仍是聚焦於底層勞動者的各項人身權益與社會地位，包括改變女工的生活處境等，譬如陳獨秀發表的《上海厚生紗廠湖南女工問題》。
然而，隨著中國內外處境的交困及激烈的時代浪潮，「救亡」理念逐漸壓倒「啟蒙」，時代主旋律也逐步轉為抗戰與革命。當共產黨最終通過廣泛的工農運動與蘇俄的支持而取得勝利，其於1949年底正式將「五一節」確定為「國際勞動節」。由於其自我定位為一個工農建立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國家，原本的「勞工權利」、「勞工尊嚴」、「勞工神聖」等核心式人權意涵，反而理所當然地不再受到檢視。
中國勞工與996
在此種長期性的麻木、忽視與一元制思維之下，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雖然工人階級的整體收入隨著經濟發展有所改善，但中國勞工的處境卻在社會資源分配中仍處於不利地位。這是因為中國模式總體說來仍是精英掌控的資源提取性政治制度，底層民眾難於獲得政治權力分配並有效進行利益訴求。他們的利益，往往只能較為被動地等待中央政府的政策傾斜以及當地政府的順利執行。
譬如，在90年代的國企改革中，下崗工人在幾近毫無權益保障的情況之下被拋向社會；而為中國城市化建設作出貢獻的農民工至今無法妥善解決子女的入學問題。而在政府眼裡，爭取個體權益的遊行示威又往往被視為違法或影響穩定，這正如澳門及香港雖有「五一節」遊行之傳統，但在反修例運動之後，中央政府加大控制，香港已連續五年無「五一節」遊行集會。今年五一，亦僅有激進民主派政黨社會民主連線(社民連)四人上街請願，訴求提高工人最低薪水。
而在知識分子群體之中，亦普遍存在對「勞動節」保持距離的冷漠態度。這一方面固然在於該節日所具備的「社會主義」色彩，但另一方面亦在於中國傳統文化對「勞動者」及「勞動者權益」的疏離與淡漠。譬如在德國另一位馬克思（馬克斯‧韋伯 ）眼裡，儒家的文官知識階層主要是為上級負責，並著重追求個人修養及社會地位，這使得他們普遍成為「實用的理性主義者」。
此種社會背景及文化傳統之下，有悖八小時工作制、極端壓榨勞動力的「996」工時制反而被中國某些知名企業家所推崇，並被公開解讀為一種「福報」；而在當前隨處可見的外賣騎手流中，部分雇傭集團亦拒付基本的社會安全保障（譬如人身保險）；並且，在國家企業及機關裡，員工於八小時工作之外的超時加班亦幾乎被視作常態。與同為儒家文化圈的韓國在資本主義高速上升時期相比，這亦有某種相似之處。
因此，今年「五一」，孫立平教授等發起的「勞動節」還是「勞工節」之問，無疑再次將焦點拉回聚攏於勞動者權益本身，引發民眾再度思索自己與勞動體系的切身關係。與此同時，中國天主教會的部分相關網頁，亦在「五一」當天同版介紹「五一節」的由來及聖母瞻禮月，這無疑是從神哲學角度對社會進行人權意識再啟蒙。
＊作者為華裔德籍漢學家，在柏林洪堡大學亞非研究所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主要研究及興趣領域為文學史、電影、基督宗教本土化、國際關係等。本文原刊德國之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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