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首屆獨立影像節以「民間獨立電影」為題在北京電影學院開幕，主辦方是實踐社和《南方周末》。這是第一個由非官方團體組織的公開電影活動，代表1989年之後出現的另類空間和公眾開始走向體制化。這些空間起初出現在藝術村、鬆散的電影俱樂部或協會（如北京的實踐社、南京的後窗放映）。《南方周末》發表了評論人和策展人羊子撰寫的〈民間的含義〉，算是這一事件的某種宣言。他回擊劇情片單元的作品其實與北京電影學院有關而只是「偽民間」的說法，與其透過體制的方式定義民間，他以個人表述的形式來說明這個詞：
「但我還是要申明，這次提出的獨立和民間並不是針對某種體制的，獨立精神的提出是針對作品自在的完整概念，是拋開商業等壓力的作者自足，從這點來看電影學院的學生作品也並非是非要質疑的東西了。還有，我想民間並不是一個說出來就可以得到的東西，我認為民間與個人的獨立精神是存在某種契約關係的，個人表述才是真正民間化的，某種民間的集體意識恰巧是反民間的。所以我們所要強調的是作品是否存在個人意識或氣質。」
電影節主辦方列出5條選片標準，將民間與沒有受到官方製片系統過分約束的業餘方法聯繫在一起，呼籲「照顧、鼓勵非經過專業正統訓練的民間創作」。個人主義、自主、免受職業規範約束的自由，是這場關鍵活動的核心訴求，在一小群參展者中受到熱烈歡迎。從2003年起，定期電影節也開始在南京和昆明舉辦，從2007年起，北京的活動則在東郊的宋莊舉辦。
隨著政府對非官方導演解禁，越來越多非官方導演開始申請製片和發行許可，獨立影像在2003年進一步走向體制化：其中最受人矚目的例子是賈樟柯，他的電影《世界》（2004作品）獲得發行許可。中聖雄（Seio Nakajima）記錄了2003年11月13日王小帥、賈樟柯和婁燁與電影總局的會議，此前有7位導演在《南方周末》上發表請願信，呼籲給予獨立電影進入體制的機會。結果是，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在2003年12月發布了3份簡化的規定，包括由省級官員根據劇情大綱來批准製片，但電影的定剪版本依舊需要通過中央的審查委員會，並從國營製片廠獲得發行名額。
與此同時，非官方的發行管道和公共空間，特別是網路，也得到擴展，自由派媒體的放映、獎項和競賽活動對此也起到促進作用。獨立電影持續發展直到2013年左右國家加強施壓，這種壓力最後匯聚成一部新的電影法，於2016年末通過，嚴重限制了獨立電影的活動。
獨立電影，一種無援卻自立的奮鬥
從開始之初，中國獨立電影與民間知識分子的興起就有密切關係。「獨立」一詞，總體而言，指的是電影不是由國營製片廠或者媒體機構製作，至少不是由它們發起的，在這個意義上是「體制外」的，因此大體上都缺乏資金，並與草根社會緊密聯繫。1988年，吳文光辭去穩定的工作成為一個「自由人」。 （相關報導： 《梅艷芳》影評／即使癌末瀕死，也堅持上台完成所有表演！一部電影揭香港巨星令人心疼的一生 ｜ 更多文章 ）
那年夏天，他用從中央電視台（他曾為央視拍攝電視紀錄片）借來的器材開始拍攝《流浪北京》，可以說是1949年以來在國家製片機構外製作的第一部電影。1989年末，吳文光完成拍攝後，他用昆明一位朋友的設備剪輯影片。《流浪北京》聚焦於天安門鎮壓前後5位「漂」在北京的藝術家，記錄了1980年代的理想主義與幻滅，以及鎮壓（儘管片中並未提及事件本身）之後的困惑和抑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