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再臨專欄：紀念「六四」37年還有意義嗎？文革從未結束，八九還會再臨？

摩西試圖帶我們穿越紅海，不惜與法老決裂，但最終並沒有抵達應許之地，而是進入了更漫長的曠野。

三十七年了，「六四」這是被人遺忘了嗎？王丹們已經去國多年，海外民運進退維谷，非議連連，維園燭光漸次熄滅，民主女神雕像早已不見影蹤，如今重提八九，悼念六四亡魂，還有現實意義嗎？

聖經中，有以色列人不堪暴政，對抗法老，後在摩西帶領下，得神護佑，終將紅海一分為二，出埃及記的故事。

但哪知，紅海之後並不是自由，而是漫長的曠野。神也要求以色列人在曠野，流浪了四十年。

此一情形和今天何其相似？

舊的六四一代，無法進入應許之地，因為神期待他們能獨立建起一個不靠法老的社會，這需要他們除了革面還要洗心，從而完成從「奴隸心態」到「自由主體」的過渡，從受外部強制，到達成內部契約，而他們是律法、會幕和共識。

「你們要擔當罪孽四十年，按你們窺探那地的日子一年頂一日。」

如今，六四一代誰可堪此重任？因持續的不信與反復回望埃及，無法完成最終的轉化，於是在曠野中逐漸退出歷史舞台，在聖經《民數記》裡反覆出現一個主題是：人雖然離開埃及，但「埃及還在他們心裡」。

在世者譬如吾爾開希，柴玲，可以嗎？遠逝者猶如劉曉波、方勵之二位先聲，也已經不可能；那麼新的一代呢？零零後呢？他們在哪裡？由誰來單獨建設「一個不靠法老的社會？」

中國的網紅李佳琦據說被人設局，2022年六月四日在直播間擺出坦克車蛋糕，被中斷直播，關一個月禁閉，但李佳琦事後很委屈，自己是個九零後，怎麼會知道自己出生前四年的事情？他不是個案。

當一個社會穿越紅海，它未必走向解放，它可能只是進入更漫長的沈默。當今中國社會對於「六四」的集體沈默就是這樣。

每到五、六月，中國年長一點的親歷者們，總會勾起兩段特殊記憶。1966，和1989。但，不能言說。

一個是「炮打司令部」的，文革正式全面爆發；一個是天安門槍聲，驟然如夜雨敲打鐵皮屋頂般響起的年代。

很多人習慣把兩件事情分開來看，其實未必。如果把歷史拉遠一點，從具體事件轉向權力結構本身，甚至我們還可以追溯到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你會發現，它們可能只是同一條歷史鏈條上的三個可以在平行時空中相互穿越的非孤立事件，具有令人不安的連續性。

縱觀中國歷史百年，革命和動員邏輯始終超越治理和制度邏輯。革命的口號是救亡圖存，利用的是弱國寡民的民族主義心態，運動的標語以前是「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以階級鬥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現在是「講政治，顧大局，必須旗幟鮮明的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反對一切分裂國家的行為，反對錯誤的政治立場，兩個維護，四個維護」。 （相關報導： 施威全專欄：「尋找中共的良知？」問錯了問題 ｜ 更多文章 ）

一旦「要運動了」，那麼接下來必然違反的是基本經濟規律，比如八十年代的計劃生育，九十年代的國企改制，最近二十年的「房住不炒」、「政策清零、「延緩社保」，都是以鋪天蓋地的運動方式開始實施的，這些運動，導致了中國建國後在一系列重大歷史節點的失敗和國家社會在「集體迷狂運動」之後的重組，而重新出發的起點，一次比一次低，幾乎是「螺旋式下墜」的過程。

當我們在談論文革和六四，我們在談論什麼？

文革是經濟崩盤導致權力失控後把整個社會拖入無底深淵。六四則是社會上一部分人開始清醒後，遭遇權力重鎚，被重新拖回深淵。前者摧毀的是人的尊嚴，後者凍結了後來人的「建立沒有法老的社會」的勇氣。

更為隱密的高層權力鬥爭的檔案被一一解密之後，我們驚人的發現，這些由統治者利用「烏合之眾」的集體無意識，發動起來的運動，都是「有意為之」。

文革的發動，是毛為了掩蓋」大躍進」的失敗和「三年自然災害」餓死數千萬的彌天大禍，也為了防止自己死後被共產同僚們集體鞭屍，從而部署的一場彌天大謊；

「六四」超乎常理的動用軍隊和坦克來屠殺平民實屬世上罕有，至今成迷，是鄧為了「一攬子解決價格闖關失敗」和「防止江山變色，政權易主」？還是「動用非常規手段」壓制黨內不同聲音，從而解決極權政體的繼承難題？誰又可知。

但即是有意為之，「用動亂的名義」，犧牲掉幾千個市民和學生，在他們眼裡，算什麼？

那麼，「六四」、「文革」和五四運動的關係是什麼？

套用一個「生物政治學」的觀點，1919年的五四運動相當於一個文明細胞開始分化。從同一個「五四胚胎」中，長出了兩條後來競爭百年的譜系：胡適代表的「啓蒙之路」，和激進革命派代表的「救亡之路」，五四是中國現代史的受精卵；

啓蒙與革命，是它分化出的兩條基因鏈。後來一條試圖建設制度，一條試圖奪取政權，最終決定了此後一百年的命運。

很顯然，無論是文革還是六四，他們都是「救亡壓倒啟蒙」道路上的發展之必然。

所謂的「有意為之」就是：靠革命暴力起家而不是民選的政權，天生缺乏合法性，所以必然要「專政」，在革命年代必然要不斷的搞清洗，AB團，延安整風，因為最終的目的是要奪權，清除內鬼天經地義；建政之後，之所以要「趕英超美」，舉全國奴工之利，拼命發展經濟，也是為了證明自己的合法性，理論的普適性，這和黑幫想要金盆洗手，讓所有弟兄都有個好前程，就要金盆洗手從此做正經生意沒有二致；

但事實上，專制政體天然違反了工業社會的經濟發展邏輯。市場喜歡創新，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創造財富；而權力喜歡穩定，因為穩定才能維持統治。當創新開始改變權力結構時，兩者的矛盾一定會陷入發展悖論。

按照經濟學家熊彼特的邏輯，經濟增長來自創造性毀滅，而不是行政動員。但問題在於，創造性毀滅不僅會摧毀舊產業，也會改變舊權力結構。就像幫派裡的馬仔有了錢之後就覬覦二嫂，想奪龍頭棍是一樣的。

「列寧主義份子想要發展經濟，其結局只有一個。要麼坐視資產階級自由生長最後要國王坐下來簽定《大憲章》，要麼就打倒一切封資修，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揪出黨內最大的走資派」，或像現在這樣，不惜閉關鎖國，重回滿清，實在不行，就搞「經濟內循環」，自己拉的穢物自己吃。 （相關報導： 施威全專欄：「尋找中共的良知？」問錯了問題 ｜ 更多文章 ）

所以不用問，喜歡讀二十四史研究整人心術的毛搞經濟，注定失敗，被冠以「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的鄧，因為始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也不能搞政治體制改革，也注定失敗，四十年的所謂「改革開放」被他們的後繼者叫停，整個社會向左轉，民企變天，馬雲下崗，新東方關門，騰訊萬達忙不迭的上井岡山，重走長徵路，再拜梁家河，皆因於此。

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專制極權政體可以搞好經濟，但凡經濟觸底，民生凋敝，無能而專制的統治者們最希望的就是「天下大亂，形勢大好」，最容易採取的行動就是：清場式退出，整體性歸零，不惜將在場者，包括被利用者們，肉體性毀滅和精神性打倒，再踏上一腳，說他們自決於人民，並公報私仇，以革命和穩定的名義，藉機將政治異見者們一舉擊潰。

最後當局面失控一發不可收拾之時，退居二線的一把手和老頭子們重新以救世主或者「偽裝的改革者」的面目「復出」，或在長江裡遊個狗刨，坐專列南巡一下，或於春天裡在南海邊划了一個圈。復出後，底下挨整的人能鬆鬆轡頭，再給餵個甜棗，補發下口糧，平反冤假錯案，重新開始高考，重視科技人才，足球從娃娃抓起。

在魅力型領袖們天生具備的「卡里斯瑪（Charisma）效應」的光環下，讓被平反者們在「斯德哥爾摩」心理機制下，發自內心的感謝不殺之恩，重新對這些當初的加害者們頂禮膜拜。

而事後的一句「不折騰」，又催眠或麻醉了多少人？諸如蕭伯納這樣的當世大儒之激賞蘇聯，以馮小剛為代表的老三屆之用《芳華》美化文革，和反共的劉仲敬之竟然也出驚人之語，「六四換來的穩定，開啟了後三十年的改革」，如出一轍。

毛發起文革和鄧對六四鎮壓，就是這套「S」和「M」政治遊戲的極致，「S」們的手法修煉的爐火純青，當然也影響了他們的後繼者，2009年重慶的「打黑除惡」，2022年的「清零政策」，相信很多人至今仍然心有餘悸，但「還停留在過去有什麼意義呢」是中國人最喜歡的自慰式語言，雲隨風散，中國人習得性遺忘。

當人長期生活在災難之下，停止傷害本身就會被誤認為恩典；而真正的自由，則是人們不再把「不被傷害」當作一種賞賜。

奴役最穩固的時候，不是人們害怕鎖鏈，而是人們開始感謝鎖鏈沒有勒得更緊。

金庸小說《天龍八部》裡丁春秋（星宿老怪）最常用來控制門下弟子的「藥」，叫：三屍腦神丹，它的藥理機制是一種神經控制型，每年的月圓之夜必須服用「解藥」，否則體內毒性發作，否則痛苦難忍，甚至生不如死，星宿派弟子因此被迫：依附、服從、無法脫離控制體系；

如今我們試圖重新理解文革，也可以沿襲這樣的思路，專制體系有一個令人不寒而慄的自我更新機制：通過週期性的內部互噬，將社會清零後重新出發。但每一次重啓的出發起點，都比上一次更低。

依然是一個生物政治學的比喻：細菌在特定條件下會啓動自身的自溶（autolysis）機制，意思是：細菌激活自身的「溶菌酶」，逐漸分解自己的細胞壁，最終細胞破裂死亡，這不是「獲得新生」，而是程序性自毀機制。

文革就是這樣的程序性自毀。通過群體程序性死亡（programmed cell death, PCD），釋放營養，供其他細胞存活，增強整體適應性，從而讓整體獲得生存優勢」

毛在逝世之前曾說：我一生幹了兩件大事，一是打跑了蔣介石，將他趕到一個海島上，一個就是發起了文化大革命。 （相關報導： 施威全專欄：「尋找中共的良知？」問錯了問題 ｜ 更多文章 ）

許多人以為文革是一場意外，是毛在晚年因為昏庸老邁犯的一個「錯誤」，而且要「三七開」，畢竟毛主席革命有功，其實不是，文革更像一個系統走到盡頭時的自我吞噬。

大躍進失敗了，饑荒發生了，人相食，我們是要上史書的，他的指定接班人劉少奇在中南海游泳池畔憂心忡忡的對他說，他當然心知肚明，經濟崩潰了，他的威望下降了，鑑於赫魯雪夫在蘇聯去斯大林化，使得他的內心變得備受噬咬之煎熬，變得極其黑暗，如果你是他你會怎麼做？

肯定是人物黑化，沒別的路可以走。

當正常制度已經無法解決問題時，最容易出現的辦法就是：找敵人，嫁禍於人，於是知識分子成了敵人，幹部成了敵人，老師成了敵人，鄰居成了敵人，朋友成了敵人，最後連革命者自己也成了敵人，文革最可怕的地方不是死人，而是把殺人變成正義，把迫害變成忠誠，把瘋狂變成政治正確。

文革不是秩序的崩潰，而是權力親手摧毀秩序。

毛在決定動手開始殺人和整人的前夜，曾經對威脅他的地位的這位繼任者說：你算什麼，我動動小指頭，就能將你打倒。

他確實做到了，從杭州回京後，他像秦始皇一樣發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又像孫悟空一樣，用小拇指在自己的耳朵裡面拔出一根汗毛，輕輕吹了一口氣，就變出了無數的「毛主席的紅色衛兵」，在花果山上找了一個旗手（江青同志），找了一個吹鼓手（康生同志），又找了幾個日後注定的替死鬼（蒯大富同志和戚本禹同志，後期是王洪文小朋友），於是，求仁得仁，老人家計謀得逞，遂了心願，此刻真真是天下大亂，群魔亂舞。

在一切都不可收拾之時，毛又重新呼喚出了幾個老師父（周、鄧的復出），正色道，我們還是要考慮重歸西天取經路，但又將他的部下玩弄於鼓掌之間，最慘的是周，一個肝癌手術，因為毛不批，拖到最後，一直到臨死周都在喊：我不是投降派，我沒有出老千，我要驗牌」

鄧則是三起三落，宛如三打白骨精。汝是敵是友，全由最高領袖一人說了算。

這就是文革，毛通過文革綁架了所有的人，你們都是共犯，你們也有罪，如果你們否定我，那麼就是否定你們自己，所以在他身後，仍然違背了他的本意，他的遺體還停留在人民英雄紀念碑旁，他殺了那麼多的人，那麼多的人因為他而死去，而他的畫像，仍然可以掛在天安門城樓上。

我們可以將這個殘酷的現代童話，講給自己家的小朋友們聽，他們一定能聽懂，從此要告訴他們，遠離那些以愛你的名義綁架你，以幫助你成長的名義控制你，以我方是絕對正義的名義給你遞刀子讓你成為共犯的人。

研究文革的著作汗牛充棟，但事實上都沒有說說清楚文革的本質：最高權力主動發動的政治再動員。

它不是社會失控，而是權力有意為之的制度性崩解。毛澤東通過發動群眾運動，懸置正規的黨政、司法、教育體系，以」政治正確性」壓倒一切既有規則，目的在於重新確立政治路線和權威結構，通過階級鬥爭框架來重啓政治合法性競爭。 （相關報導： 施威全專欄：「尋找中共的良知？」問錯了問題 ｜ 更多文章 ）

從這個意義上講，當年崇拜毛的那兩個半打小伙子長大後幹的事情，都是文革的翻版，薄熙來在重慶鐵山坪搞專案組，架空公檢法，以打黑的名義搶完富豪的錢之後轉身給老百姓蓋公租房，博一波入常的機會；梁家河上任後繞過國務院，成立十幾個專項整治小組，親自部署親自領導了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的所有事務，打擊式反腐，清洗式肅反，黨媒姓黨，在一場席捲全球的公共衛生事件來襲之時，運動式清零。

毛的正宮江青同志在文革後的宮廷政變中被政敵圍毆，她歇斯底里：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條狗，毛主席叫我咬誰我就咬誰。

要知道在同一個菌群裡，病原體的複製速度是極數級別，他們都是毛主席的好學生。

與此類似，六四的本質是體制內外的權力邊界衝突，六四不是群眾內部清洗，不是階級鬥爭，也不是制度內的派系清洗。它的本質是：改革開放時代，社會政治訴求與權力邊界的一次致命碰撞。

1980年代是中國少有的思想解放年代。人們開始討論法治，討論憲政，討論新聞自由，討論如何避免文革重演。許多人相信：既然市場可以改革，政治也可以改革。

然而1989年發生的一切告訴中國人：市場可以開放，經濟可以開放，甚至世界也可以開放，唯獨權力不能開放。

六四真正結束的不是一場學生運動，而是一代中國人對和平政治改革的樂觀想像的徹底覆滅。

同樣用生物政治學的隱喻來理解這場運動：即免疫系統對「自我/非自我」的識別（self / non-self recognition），人體或高等生物的免疫系統邏輯是：在「系統內」 則允許存在、甚至共生，一旦「越界 / 變成威脅」 則立即清除。

類似免疫系統對共生菌的耐受機制：允許其在生態位內存在與活動，但一旦跨越組織邊界或觸發系統級威脅識別，就會被迅速清除。
允許圈養，也允許自由活動，但是一旦出圈，則要麼你死要麼我活。

回顧六四：雙方對同一事件的理解，存在根本性的鴻溝：學生一方認為：我們是在幫助共產黨變得更好，我們的訴求——反腐敗、爭新聞自由、要求憲政——是合理的改良主張。

權力一方認為：你們的組織動員能力本身，就是對我們權威的挑戰，就是亡黨亡國的信號。

這兩種解讀之間，不存在對話的可能，所以悲劇是必然的。

必須客觀地說，學生們自身也存在深刻的局限性。他們悼念胡耀邦，呼喚」好領導人」，本質上仍是清官政治思維——寄望於某個開明的當權者，而非系統性地要求政治體制的根本變革。

四五運動呼喚周恩來，八九運動紀念胡耀邦。中國人總是習慣於借助某個政治老人的葬禮來表達訴求。但這恰恰觸碰了專制體系最敏感的神經：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

共產黨真正恐懼的，不是學生們提出的反腐口號——那些他們早就心知肚明。他們真正恐懼的，是民間社會組織動員能力的存在本身。
世界上幾乎沒有任何政府會用坦克鎮壓本國人民。水罵、煙霧彈，槍有，坦克沒有，裝甲兵團進京勤王，沒有。

鄧小平選擇使用坦克，表面上是鎮壓學生運動，實際上同時具有另一層功能：在黨內壓倒異見派系，解決權力繼承問題。這是高射炮打蚊子——用了遠超必要的暴力，換來了全世界的震驚與譴責，也換來了」坦克人」這個永恆的歷史符號。

鄧小平死後，交代家人，骨灰撒入大海，不入八寶山。這本身就是一種歷史的另類註腳。

哈米吉多頓之後沒有紐倫堡，泥足巨人頭頂傷痕還會再次跌倒 （相關報導： 施威全專欄：「尋找中共的良知？」問錯了問題 ｜ 更多文章 ）

在聖經《啓示錄》的語境里：哈米吉多頓（Armageddon）是象徵性的「終極戰爭場景」，代表善惡陣營的最終衝突，作惡者和邪靈會被丟入硫磺沸騰的火湖，經歷二次死亡，從此再不能上天堂。

德國在二戰後進行了紐倫堡大審判，將戰爭罪行司法化，建立了個人刑事責任的追責體系。這是真正意義上的歷史清算。

但無論是殺人如麻的文革還是精英離散的六四，無論是一個甲子還是漫長如色列人的曠野四十年，都沒有得到真正的清算。

中國對文革的處理方式，是另一種路徑：政治定性加經濟重建，而非司法清算。

四人幫被審判，大量造反組織被解散，官僚體系得以恢復重建，階級鬥爭路線被否定，轉向經濟建設。但這一切，都是體制性的糾偏，而非責任性的清算。

那些在文革中犯下罪行的人——無論是打死人的紅衛兵、還是株連無數的基層幹部——幾乎無一以個人刑事責任被追究。

以宋彬彬（毛在天安門城樓親切接見，一句「革命不是請客吃飯，要武，後改名宋要武）為代表的施暴者，以余秋雨為代表的同謀者，都或安然終老，或仍在神壇，當年被宋彬彬打死的北師大附中校長卞仲耘女士，她的丈夫王晶垚哪怕活到了一百歲，寫了堆積如山的申訴材料，也沒有等來任何審判。

晚年亢龍有悔的巴金先生，寫《懺悔錄》，呼籲建立「文革博物館」，至今連毛都沒有看到，搖滾歌手崔健說：別問我多大年紀，是50後還是00後，只要天安門城樓上還掛著毛主席像，我們就是同一代人。

不是宋彬彬和余秋雨從來沒有想過要自己要被歷史清算，畢竟出來混，遲早要還，殺了人，告了密，導致別人家破人亡，前途盡毀，怎麼躲得過江湖追殺令？

真正的原因是：運動之後，對所有人都無法進行徹底清算，因為受害者本人，往往就是加害者，這才是最大的悲劇，這才是徹底的歷史虛無主義。

原因是結構性的：簡單點說，因為毛在發動所有運動時，都是陽謀，用宣傳工具先洗腦，後引蛇出洞，再遞刀子，最後，人，是你殺的，不是我。無論是「土改」按地區人口比例殺地主，還是五七年反右擴大化後的夾邊溝，直至文革中的重慶動用機槍大砲上街的」反到底」。

人們看了「半夜雞叫」、「白毛女」、「收租院」，之面對興資辦學的好鄉紳劉文彩；人們在《人民日報》上領袖洋洋灑灑熱情洋溢的號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之後，之面對不舉報他就抓走你的昔日老師、老領導；人們在」革命無罪，造反有理，誓死捍衛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社論指引下，之面對著自己的老公老婆，鄰里鄰居，真的就會舉起鐮刀，真的就會寫告密信和貼大字報，真的就會「炮打司令部」，「爹親娘親不如共產黨親」。

所以，將自己的老子三個肋骨踹斷，大雨之夜被自己的母親攔在門外，勞動改造期間被一紙離婚書擊垮的事情，在文革中比比皆是。
往複雜了說。第一，這是權力的連續合法性的必然要求，因為有大量基層幹部都參與了文革的殺戮。你納了投名狀，大家都殺過人，怎麼審判？

若要徹底清算，等同於體制在自我否定——整個黨國體系將面臨合法性危機。 （相關報導： 施威全專欄：「尋找中共的良知？」問錯了問題 ｜ 更多文章 ）

第二，毛的「殭屍式政治遺產該如何自然降解」問題。入土為安，或化於江海，如今的作法，對他老人家，才是最不公平的，這不是他的本意，他也想從「毛」澤東，變成「江」，以澤民，「湖」以錦濤，但，這件事就是難上加難，直至現在，大家對這個問題，「習以為常」。

一代偉人，連將自己的骨灰裝進「小瓶」的機會都沒有，最終像埃及的木乃伊一樣，成為永遠的法老。

幾代中國人，從小學一年級起，心中的夢想就是「上北京」，第一件事是天安門瞻仰毛主席畫像，第二件事是到「毛主席紀念堂」排隊瞻仰毛主席遺體。

所以，黨無法真正否定文革。因為維持毛的神聖性，是維繫政權繼承合法性的最後支柱。這是一把懸在黨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他們當然也知道毛是歷史上最大災難的罪魁禍首，卻必須為他借屍還魂，並公開宣佈：毛的功過，適宜於三七開。

是的，毛在青春爛漫的年紀，確實曾經在湖南，發過「嚶嚶求友」，署名是二十一畫生，意思是毛澤東三個字的筆劃一共是二十一划，一語成讖，其身後，一個老人，本該壽終正寢，但是很不幸，他被他的黨內同僚們三七開，三七二十一。

沒有紐倫堡，追責缺位的直接後果，是大量文革餘孽在各高校、各單位長期活躍，將文革手段———秘密舉報、政治打擊、道德羞辱——帶入日常治理甚至日常生活之中，並以此為榮。

他們從未真正懺悔，反而將文革中學到的權術視為生存智慧。

五四相信運動可以改變中國，文革證明運動可以毀掉中國，六四則告訴人們：如果制度沒有改變，歷史未必會重復，但它往往會押解著同樣的問題捲土重來。

中國前總理溫家寶曾在薄熙來案發前夜說過一句話：「如果只進行經濟改革，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文革一定會再來。」

如今，文革已經再來了。只是換了一種形式：數字化管控替代了肉體暴力，算法監控替代了群眾舉報，「維穩」替代了」革命」。群眾動員仍在，暴力仍在，只是換了名字。

紅寶書當然也沒有了，換成了「學習軟件」，試問現在中國的大中專高等院校的老師誰敢不在「習思想」APP打卡？

如今細細想來，文革與六四：只是同一權力結構的兩種應急反應。

有一個現象，值得關注，即連劉仲敬這樣的「反對共產主義」人士都沈浸在「改革開放」的黃粱一夢之中難以自拔，何解？

「六四」殺了幾千人，穩定了局勢，不然中國就變蘇聯，東歐，任由顏色革命，搞得民不聊生，哪有後來的繁榮？

那麼，六四，真的」換來」了改革開放的黃金三十年嗎？

這是徹頭徹尾的洗地邏輯。因為「偽裝的改革者」郎心似鐵：改革開放的本質，是允許你通過財富積累改變命運，但絕不允許你革我的命，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

所以改革的內在邏輯是：朱鎔基九三年國企改制，導致數千萬工人下崗，社會結構被打亂，美其名曰」讓老百姓自謀出路」；

橫亙二十五年的房地產神話：如今讓全體中國人深陷債務，同時將土地財富集中於統治階級及其後代；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最終受益者是紅二代、紅三代；

一國兩制：對香港許下的五十年承諾，不到三十年便已形同廢紙；

江澤民時期由三代國師王滬寧炮製出來的三個代表理論：將民營企業家納入黨的體系，完成對資本的政治收編； （相關報導： 施威全專欄：「尋找中共的良知？」問錯了問題 ｜ 更多文章 ）

加入世貿，更是為了走後門搞名額進快班，方便抄班長美國的作業，真正的國民經濟命脈之「鐵公雞」，宛如古代鹽鐵專營，從未對民企和外資開放。

不僅如此，當民營經濟真正發展壯大，威脅到權力結構時，為了防止韭菜變鐮刀，余敏洪搞赴美留學的新東方，在一夜之間就可以被全面叫停，一整個行業在第二天就異常詭異的消失；

馬雲的「螞蟻金服」在上市前夜被拉下馬，就因為他在外灘峰會上諷刺了台下主管金融的王岐山？「中國的銀行當鋪思想嚴重，還在用管理火車站的方式來管理飛機場」，還是外國元首來華，先去杭州拜會馬雲的「十三行」，不去北京面聖光緒和慈禧？你知道為什麼嗎？
所以改革開放的實質是：我可以答應為你開放，但不代表我真的允許你改革，若國門不開，則資金騙不進來，我允許你個人可以被養肥，但不允許你挑戰我的權力，因為最終還是要「圈養殺」，司馬懿藏兵洞養三千死士的事情，更是從「湖畔大學」的萌芽階段就扼殺掉了，人民日報發文稱：只有時代的馬雲，沒有馬雲的時代。堪比文革「五一六」，六四「四二六」社論，全然不顧，馬雲可是「舉雙手贊成六四鎮壓反革命暴亂」的第一人。

馬雲們全然不知，自己就是列寧主義政黨在成立之初就為「新經濟政策下的有錢人」設定好的角色：NEPmen（涅普曼人）。

體制說你是壞人，你就是壞人，體制說你是好人，你可以從昨天的壞人變成今天的好人；這就好比，中美關係差，央視六套就放韓戰時的《上甘嶺》，中美關係好，就放寧靜主演的《黃河絕戀》；不好也不壞怎麼辦，前幾天央視六套在特朗普來華為中期選舉拉選票時，放的是《孫子從美國來》。

什麼叫文革，什麼叫六四，以上林林種種，就是赤裸裸的文革重演，六四再臨，只是置換了空間和時間，統治者們有意為之，讓文革遺產，六四經驗，借屍還魂罷了。

要講政治，要下一盤大棋，動員邏輯、戰爭邏輯永遠蓋過制度邏輯和治理邏輯，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是破壞性創新，而專制體制的本能是消滅一切不可控的力量，兩者不可調和，一旦鏈條斷裂，所有人都將跌落深淵，譬如火湖，萬劫不復，屆時，文革必將重演，六四終將再臨，宛如《啓示錄》中的哈米吉多頓。

中國現在很多人喜歡談五千年文明，美國總統來了中南海，就拉著人家，喜歡談古樹，談古城，談祖先。但文明從來不是年齡。文明是記憶，是規則，是制度，是對人的尊重，真正偉大的文明不是不犯錯，而是能夠承認錯誤。真正成熟的制度不是沒有權力，而是權力受到約束，真正值得驕傲的歷史不是沒有災難，而是災難之後能夠追究責任。

1919，五四點燃了啓蒙之火，但盜火者卻相信革命可以取代制度；1966，文革將它的餘燼通通踏滅，最高領袖宣稱，運動可以取代制度；1989，六四鎮壓了再次點燃它的人，開槍者為自己開脫，穩定壓倒一切；而那些施暴者，那些將歷史推入深淵的人，從未經歷過真正意義上的審判。

崔健的那句話至今震耳欲聾，只要毛主席的畫像仍掛在天安門，我們就還是一代人。

再臨寫於2026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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