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紫宸觀點：複製中國奇蹟的迷思─為什麼莫迪無法成為鄧小平？

「二十一世紀將是印度的世紀。」自2014年上台以來，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始終向國際社會繪製一幅璀璨的崛起藍圖。然而，十二年過去了，印度縱使已成為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並長年維持顯眼的經濟成長率，卻始終未能複製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經濟奇蹟。更諷刺的是，當華爾街分析師高喊「印度將成為下一個中國」時，許多跨國企業及重要國際財經媒體，卻在私下將印度稱為「外資墳場」。從福特、通用汽車到家樂福與沃達豐，這些國際巨頭投入多年與鉅額資本後，最終仍不得不黯然退場。這種強烈反差揭示了一個殘酷的商業現實：印度或許是一個充滿未來的市場，但絕非商業邏輯下的「速成捷徑」。

世人習慣將莫迪與鄧小平相提並論，甚至期待他成為「印度版鄧小平」。然而，這不僅是歷史的錯位，更是對體制差異的極大誤讀。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擁有極度集權的執行力，中央決策能迅速穿透地方，並透過將地方官員升遷與經濟指標掛鈎，形成高效的競爭體系。反觀印度，作為聯邦制民主國家，其決策過程深陷各邦自主權、司法審查與多元利益團體的博弈之中。根據世界銀行的一項長期評估，在印度處理商業合約爭端平均耗時長達1,445天，是經合組織（OECD）國家平均水準的三倍。在這種制度下，政策推動往往伴隨著巨大的摩擦成本，民主固然值得珍惜，但若以追求經濟效率與政策貫徹的標準衡量，印度的動員能力與當年的中國完全不在同一個數量級。

更被外界美化的，是印度的人口紅利。許多人將「十四億人口」簡化為生產力，卻忽視了人口結構中的深層硬傷。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擁有基礎教育普及的優勢，能迅速將農村剩餘勞動力轉化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產業工人大軍。相較之下，印度面臨著嚴重的勞動力質變危機：根據統計，印度女性勞動參與率僅約34%，與中國長期穩定在60%的水準相比，呈現出巨大的性別勞動力浪費。此外，印度教育品質極度分化，大量年輕人缺乏進入高生產力產業的技術技能。當外界陶醉於人口數字時，印度真正的戰場其實是如何避免人口紅利淪為人口負擔。若缺乏大規模的職業技能培訓與產業升級，這些被視為資產的人口，極可能成為社會不穩定的深層隱憂。

產業鏈的構築更是莫迪難以跨越的天塹。中國最難被複製的其實不是單一的經濟特區政策，而是其全球獨有的供應鏈護城河。在深圳、東莞、蘇州等地，一家工廠所需的精密模具、物流配套與技術支援，往往在數十公里範圍內就能完成採購與組裝，這種極致集約的生態系，才是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真正主因。反觀印度，製造業佔GDP比重不升反降，從十年前的15%跌至2024年的13%，與「印度製造」的目標背道而馳。即便蘋果在印度進行部分iPhone組裝，其關鍵零組件仍高度仰賴東亞供應鏈的進口。數據顯示，2024-25財年印度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高達992億美元。這種對「中國製造」的高度依賴，足以說明印度離成為自主的製造中心還有極為漫長的距離。 （相關報導： 選舉無人能敵！莫迪強勢扳倒獨霸15年對手，印度真要重現「強人一黨獨大」體制？ ｜ 更多文章 ）

面對全球局勢的劇變，莫迪所處的歷史機遇也與鄧小平截然不同。鄧小平搭上了全球化最輝煌的順風車，歐美資金與訂單源源不絕，中國順勢加入了全球供應鏈的核心。而今日的莫迪，面對的卻是保護主義抬頭、美中科技戰與地緣政治對抗的世界。在供應鏈重組的壓力下，外資考慮的不再只是「哪裡勞力最便宜」，而是「哪裡的系統風險最低」。當特斯拉多年來對印度市場保持觀望，最後決定不放手投資，便是反映了國際資本對於印度土地徵收困難、勞工法規僵化以及行政程序不透明的深層恐懼。

莫迪並非毫無作為，他推動的統一商品與服務稅（GST）、數位支付普及以及生產連結獎勵計畫（PLI），確實改善了部分投資環境。然而，真正決定國家競爭力的核心領域，如土地法、勞工法規、司法體系與官僚文化，卻始終進展有限。許多外資進入印度後發現，最大的成本不是工資，而是「時間」；最大的風險不是市場變動，而是「程序上的不確定性」。當一項重大投資案可能因為地方政府的政策轉向或無止境的司法訴訟而停擺時，再低廉的勞動力也無法彌補這些制度性內耗。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許多人始終用看待中國的眼光看待印度。中國是一個市場，印度更像數十個市場的集合體；中國最大的特色是效率，印度最大的特色則是複雜。語言、宗教、種姓、地方文化與區域發展差距，共同構成印度社會獨特而龐雜的樣貌。這些特徵未必阻礙發展，卻大幅提高改革與投資的難度。

綜上所述，與其糾結於莫迪為何無法複製鄧小平，不如反思：為什麼國際社會總習慣以中國經驗套用於印度？事實上，中國的成功本就是中央集權、人口紅利與全球化黃金期同時疊加的特殊產物。中國只有一個，印度也只有一個。印度未來或許能憑藉龐大的內需市場成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但絕不可能重演連續數十年高速成長的奇蹟。

經濟起飛從來不是喊出幾個改革口號、推出幾項優惠政策就能完成的工程。當行政官僚體系依舊臃腫、司法效率停滯、教育體系無法對接產業需求時，再宏大的願景也可能停留在簡報裡。面對根深蒂固的社會結構與文化慣性，任何人都不應過於天真。真正決定一個國家發展上限的，往往不是領導人的權力意志，而是那些最難以撼動的深層制度結構。若無法解決這些結構性的交易成本，印度即便坐擁全球最多的人口，也終究難以走出歷史的囚籠。 （相關報導： 選舉無人能敵！莫迪強勢扳倒獨霸15年對手，印度真要重現「強人一黨獨大」體制？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東海大學管理學院兼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