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個想像比現實重要的時代，我成長的時代。在台大，在那小小的朋友圈裡，我們最大的競爭，是看誰能花最少的時間，學習一種新的外國文字；我們最大的虛榮，是找到一本困難的理論書，努力向朋友證明我讀懂了，有能力可以對他們解釋書到底在講甚麼。
一個又一個暗夜，男生宿舍大門外的麵攤，逞強地喝著難喝得要命的米酒加保利達Ｐ，趁著酒意，放肆自己的想像，不是任何未來自己事業生活的想像，而是對於一個更美好的台灣未來的想像。
我清楚記得那一夜，離當兵退伍大約只剩一個月，我帶著在步校被政戰部整了許久竟又沒整倒的疲憊與興奮，回到台大，找尋幾位留著唸研究所的老友．我們回到長興街上，回到那個神奇地沒有任何特色，也就不會有任何改變的麵攤上，聊了通宵。那一夜，我說出了我可笑的心願：「拜託上天，讓我活著看到國民黨交出政權！」我的老友，他們都沒有笑，因為那時候，我們誰也不知道那有甚麼好笑的，只覺得沉重、激憤。
沉重激憤中，我們開始認真討論「運動」，那當然不是sports，是movement，憑藉著各自的閱讀經驗，勾畫出一套我們想像中，從法國大革命到六八年巴黎學運累積下來的「運動智慧」與「運動倫理」。
那已經是快三十年前的事了，但我從來沒有忘卻過到了天將亮，麵攤要收拾了，我們所得到的答案，「運動倫理」守則的第一條：不可以「詛咒給別人死」，當自己不在運動第一線，不需承擔鎮壓風險時，絕對不可以鼓譟叫好加溫。我們討論了北大校長蔡元培當年感慨評述「五四運動」時引用的話：「殺吾馬者道旁兒」，是的，馬兒會被路邊小孩叫好鼓勵刺激跑到死，運動最怕的，也就是被旁觀者鼓掌升高到無法掌握、無法收拾。
「運動倫理」守則的第二條：運動是一種權力形式，也就必然遵從可怕的權力法則：「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絕對使人腐化」，所以要有能夠制衡、監督運動，讓運動不要變得自大高傲的力量，但要小心，制衡運動的聲音，一不小心就會和體制打擊運動的力量結合在一起，成了體制的幫兇，這中間有著最難拿捏的分寸。
從坐了一夜的小板凳上腰酸背痛地起身時，帶著一點年輕時難免會有的自我悲壯情緒，我們半開玩笑地分配任務，有人點火，有人組織，有人前衝，有人專門準備送牢飯，而我分到的，就是「監督運動，讓運動不要墮落！」
三年之後，我人在美國，台灣爆發了「野百合學運」，當夜一起長談的朋友中，有好幾個人真的跳進了運動裡，隔著太平洋，我別無選擇，只能擔負起「監督運動，不讓運動墮落」的角色。
信守自訂的「運動倫理」守則，前面幾天，我緊張地蒐羅來自台灣的訊息，判斷狀況，等到「中正廟」前聚集了上萬人，甚至有教官帶隊的學生到場參與，我寫了第一篇文章，標題是「這樣的學生運動」，這篇文章交給了當時最熱情支持學運的『自立早報』，因為我的批評批判是要講給學運裡的人聽的，不是要從外面打擊、否定學運。
我的立場，簡單說，堅持學運的根本價值在其「基進性」。那一年，真湊巧，一方面我正隨John Rawls教授讀民主理論，另一方面，清大教授傅大為剛好到哈佛來訪問．他們兩人對我形成這個立場，從不同方向有了很大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