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領立法院進入17天，院內院外生活景像迥異於過往，附近幸福里民多次反應已經影響到他們的正常生活，特別是擴音器的嚴重干擾。學生團體也試圖調整，比方說入夜11時到早上7時不用擴音器等等。
一位參與運動的年輕人林心乙在網誌寫下她的觀察：
凱道遊行隔天，立院外空蕩蕩的。我和朋友選了一個小型分享會坐下，有一個坐著輪椅的阿姨上台說話。阿姨說，希望這些占領立院周圍的團體和人可以快點撤離，因為她的生活已經被干擾了兩個禮拜，拒馬剛好設置在她上班要經過的無障礙通道，每次要上班都得依靠她人幫她抬輪椅跨越台階。阿姨又激動地說，你們這樣已經嚴重打擾了在地居民的生活了，難不成你們願意排班幫我抬輪椅嗎？
在場有幾個民眾舉手高喊，我們願意，我們願意幫妳抬輪椅。
結果阿姨沒有回應，反而是有些生氣地下台離開。
我低頭沉思，試圖理解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朋友反應很快，落下一句：「我要去找她聊聊。」便起身跑去找阿姨。
我們一邊陪阿姨去買午餐，一邊聽阿姨聊她的生活。
阿姨在附近的政府機關工作，她理解學生的訴求，她也知道最糟糕的是不正面回應的政府，但直接影響到她的生活的，不是遠在天邊的政府，正是這群已經佔領兩個多禮拜的抗議人士和警察。阿姨帶我們去看拒馬如何佔住了無障礙通道。乍聽之下實在是很小的一件事，只要一兩個人協助，輪椅就可以順利通過。但看著阿姨留下的淚水，我突然懂了，讓人難堪的不是物理障礙，而是「倚賴他人幫忙」的這件事本身，被迫接受他人幫助等於把自主權交出去，是一種個人權力被剝奪的過程。
我們在這裡抗爭，一定程度下是我們自己的選擇，但這些在地人呢？他們的生活因此被干擾了，他們有選擇權嗎？有人問過他們想不想要被捲入抗爭嗎？在阿姨身上，我彷彿看見了一再重複的歷史被濃縮在一個微小的故事，當社會發生動盪時，最先受害的正是那群最沒有選擇權的人，是小農、是底層勞工、是身心障礙的朋友。諷刺的是，這不正是我們反服貿等等社會運動最想保護的那群人嗎？這不正是我們最想改變的社會規律嗎？
我們都知道，搞得大家這麼辛苦的是黑箱、不正面回應的政府，政府要負最大的責任。但透過阿姨的例子，我們也看到一些令人不安的狀況，只要政府一天不回應，繼續打消耗戰，抗議民眾和在地區居民（或更弱勢的人民）的斷裂就很可能加深。
這個問題是不是沒有解呢？我想也不盡然。透過聊天和彼此認識，阿姨好像更能理解抗議民眾的處境（開始稱讚原來我們都是好孩子），我想阿姨需要的除了快速回歸平日的生活，也許更重要的是被尊重、被傾聽和被理解。這些在地民眾的不滿很多時候並不是針對我們的立場，而是來自於他們被迫改變的處境。
如果政府真的要這樣耗，我們真的被迫要打持久戰，抗議民眾（都快變成新移民了…）和在地居民之間的橋樑著實需要好好建立，希望大家一起集思廣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