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我帶了一團十位高中人權教師、十名選拔自全台各高中的學生、兩位國立高中校長、三位學者，還有國立台南女中音樂班自費參加的五位師生，一共三十一人到濟州島見學，也參加了濟州四三事件七十五周年的追悼儀式。台灣人權師生團是最大的團體，也是唯一的外國團體，深受感動的濟州道道知事吳怜勳特別走到台灣團席位前向我們致謝。
儀式結束後，在四三和平公園裡四千多座「有名無骸」的空塚追墓碑前，國立台南女中弦樂四重奏演奏「無法入眠的南島」，這首濟州四三大屠殺的紀念曲。四名學生以大、中、小提琴拉出悠揚的樂音，濟州島的居民聚集圍觀聆聽。在強風吹襲下，間或飛來幾隻烏鴉，嘎嘎的叫聲跟弦樂有些不搭調，但又像是空塚裡幽魂的回應，聽得讓人感到很淒切。「無法入眠的南島」歌詞如下：
「孤獨大地的旗幟 這片沸揚的土地 穿越黯鬱而綻放的 染血的油菜花啊 在暗紅的落日餘暉下 即使花瓣凋謝了 在流逝的歲月中 那香氣更加濃郁 啊 啊 啊 叛逆的歲月啊 啊 痛哭的歲月啊 啊 無法入眠的南島 漢拏山啊 啊 叛逆的歲月啊 啊 痛哭的歲月啊 啊 無法入眠的南島 漢拏山啊 啊 叛逆的歲月啊 啊 痛哭的歲月啊 啊 無法入眠的南島 漢拏山啊 啊 叛逆的歲月啊 啊 痛哭的歲月啊 啊 無法入眠的南島 漢拏山啊」 （朱立熙中譯歌詞）
台南女中林宜貞主任把這一段演奏放在YouTube上，我每看一次他們哀怨的演奏，就會落淚一次。這首曲子蘊含了多少濟州人內心的痛，四十年無法說出口的痛。七十年之後即使他們可以大聲吶喊：「為四三正名，給歷史正義」，也在首爾的大韓民國歷史博物館展出「濟州四三現在是我們的歷史」特別展，但是長期被汙衊的四三事件，在極端保守的右翼人士的認知裡，仍被視為「南朝鮮勞動黨煽動的暴動」。但是那麼多無辜的老弱婦孺喪命，全家人被滅口，北村里無數村莊被屠村，又該怎麼解釋呢？這是二戰後南韓最血腥又慘烈的國家公權力濫殺人民的悲劇。
繼1985年韓國政府「文化公報部」（相當於台灣當年的「新聞局」）邀請駐韓的外籍記者去濟州島旅遊（當然沒有帶我們去參觀四三大屠殺的遺址）之後，我再次造訪濟州島已是22年後的2007年了。這次濟州之行，是與「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去跟「濟州四三研究所」簽署交流合作備忘錄，兩個人權受難團體從此建立了相濡以沫的感情。
簽約儀式後的晚餐會上，濟州一家媒體的年輕記者來採訪我，希望我能介紹一下台灣的二二八事件。台灣的二二八只比濟州四三早一天發生（濟州四三是以1947.3.1.的開火事件為引爆點，隔年的四月三日才揭竿起義），論時間點、論死亡人數，以及當時冷戰與反共的國際環境，這兩個蹂躪人權的事件有太多的相似之處。這個記者很想寫一篇深度的報導，對比這兩個事件的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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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至少問了我三次，二二八事件受難的十歲以下孩童佔了多少比例？我告訴他「好像沒有」，有的話有可能是在母親肚子裡還沒誕生的胎兒吧。看著他沒有得到答案的失落表情，我感到有些歉疚。後來才得知，濟州四三大屠殺十五歲以下的孩子、六十歲以上的老人一共佔了14.5%（《濟州四三追加真相調查報告書》發表的數據，2020.3.），他們都是在全家被滅口或屠村時犧牲的。十幾歲的孩子他們懂什麼是「共產黨」、「共產主義」？但是只要這戶人家出了一個共產黨員就會全家被滅口，絕不能留下活口傳下孽種。人命在這個意識形態掛帥的時代，就像螻蟻一樣；人權是什麼，應該也沒有人知道。這位記者可能想要透過兒童的受難的數字，來類比台韓的人權蹂躪何者更為殘忍，但是他失望而去。
我就是在這次的濟州之行，認識了本書的作者許湖峻先生，以及他的姊姊許榮善女士（前媒體人、詩人、作家，「濟州四三研究所」前所長）。簽約儀式之後，四三研究所特別為我們二二八訪問團一行安排了四三遺址的踏查，雖然有隨團的解說員，但熱心的許湖峻一路陪同我們做補充說明，我們交換了很多對人權與轉型正義的看法。跟他們姊弟的關係，從此變得非常熱絡。
後來我連續三年又去了濟州島。2008年「濟州四三平和財團（基金會）」在國家的預算補助下正式成立，這一年剛好是四三事件六十周年，占地十二萬坪的四三平和公園落成啟用。我在四三六十周年的學術研討會上，代表各國的貴賓用韓語致詞，讓韓國與外國的人權團體代表得以認識台灣的二二八，大家也都認為亞洲的人權團體有必要建立更密切的結盟與交流（當年是右派保守的李明博總統剛上任，人權團體開始受到打壓，他們稱為「文人獨裁」）。
在研討會的休息時間，我結識了第一位記述濟州四三慘案的名著《順伊三寸》（「三寸」在濟州意指高自己一輩的男女親族長者）的作家玄基榮先生，以及一生都在繪製四三慘案畫作的姜堯培畫家，這兩位對四三事件能夠公開傳世貢獻最大的人物，他們都先後罹患了「創傷後症候群」(PTSD)。
2019年玄基榮在台北的講座時透露，他得知北村里大屠殺之後，寫下了順伊三寸的故事，1978年小說集出版後隨即被查禁，隔年他遭到中央情報部逮捕羈押了幾個月，受盡刑求的迫害，後來雖然沒有被起訴，但此後一年多的時間幾乎每天借酒澆愁，成天渾渾噩噩無所事事，直到有一天順伊三寸身穿白衣出現在他的夢境中，叫他要振作起來，才讓玄基榮醒悟過來，也從此走出創傷後症候群的陰霾，更加潛心於四三事件不同題材的小說、新詩等文學創作。《順伊三寸》流出到日本後，日文版引起了日本人與旅日韓僑的重視，直到1987年南韓民主化之後才重見天日，至今南韓的書店還可以買到這本濟州四三的經典作品。
回到六十周年研討會開幕時，當天姜堯培以主辦單位「濟州四三研究所」理事長身分上台致詞，但是他卻喝得酩酊大醉，他的致詞讓人不知所云。後來才知道，他畫了一輩子的四三慘案，壓抑了多少悲憤與痛苦，紀念六十周年的契機，讓他用酒精來宣洩濟州島人說不出口的痛。清醒之後，他送了我一本剛出版的畫冊《冬柏花凋謝》，每一幅畫作都是那麼怵目驚心，像是被大火燒紅的村落，一片火紅的血海，可以想見繪製的過程對他是多麼揪心的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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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春從韓國學成歸國的本書譯者鄭乃瑋（現任「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第一處處長），一返國就到基金會上班。許榮善寫的報導文學書《濟州四三》，正好剛由「韓國民主化運動紀念事業會」（KDF）出版，我建議乃瑋跟KDF交涉，取得中文版的翻譯授權，讓台灣人可以做為認識濟州四三大屠殺的入門書。所以鄭乃瑋算是台灣研究濟州四三並傳播「濟州學」的第一人者。後來與濟州四三平和財團的國際交流就由乃瑋接棒，我退居第二線，只在台灣接待濟州來的貴賓參訪北高等地的不義遺址。
跟許湖峻再次見面是十年後的2017年，他隨四三和平財團一行來台參加二二八七十周年中樞紀念儀式，看到蔡英文總統親自出席在二二八和平公園舉行的儀式，除了致詞還頒授名譽回復證書給二二八受難家屬，讓濟州島來的人權鬥士們大為感動。許湖峻還去了一趟天馬茶房也看到路上的大遊行，回韓國後在他服務的「韓民族新聞」寫了一整版的報導，可說是韓國媒體上歷來對二二八事件最深入的記事。
當年正好也是濟州「三一節開火事件」七十周年，我應邀在九月於濟州舉行的研討會發表二二八與四三轉型正義的報告，與榮善、湖峻姊弟再度相遇。事實上在此之前的三月間，我去了一趟大阪跟旅日韓僑一起研討四三事件，當時台灣剛通過「促轉條例」，我就以此為主題向韓日的人權專家報告，相信對四三受難的濟州島遺族有相當的啟發。在大阪也是先跟許榮善所長相逢，在大阪韓國街的烤肉店把酒言歡，十年間的交情已經是真正的「親舊」了。
2009年之後相隔八年才到濟州，四三和平公園比起草創期景致美麗了許多，路邊栽種的冬柏花到四月間仍鮮紅地掛在樹梢上。和平財團理事長李文教特別陪我站上祭壇，對著英靈碑上香獻花致祭。為我一人舉行的祭拜儀式，也非常慎重其事，司儀唱名、奏樂等行禮如儀，備受尊崇。
接著，在2018、2023年我又帶了三團高中人權老師、死忠的臉友到濟州。2023年11月，我跟政大民族系名譽教授林修澈老師專程去參訪「濟州學研究中心」，請教他們如何保存與復育瀕臨消失危機的濟州語。同樣是媒體人出身的金順子中心長，馬上通知許榮善所長說朱某人來到濟州，所以下午我們去濟州四三和平財團拜訪時，許氏姊弟已經在會客室等著我們的到來，老友相見喜出望外，那分相知相惜的感情，外人實在難以體會。
認識湖峻近二十年，他是我僅見的這麼用功又認真的韓國記者兼學者，而且是駐在濟州的地方記者，台灣大概沒有一個地方記者像他一樣，忙碌的採訪工作之餘，還能潛心研究取得博士學位並且寫書出書，窮盡三十多年的時間，為自己的家鄉事、家鄉鄉親蒙受的苦難，留下珍貴的紀錄。
後來再看到湖峻的消息，是2022年12月他跟隨兩位和平財團的前後任理事長梁祚勳與高喜範到華府，在威爾森中心與美國學者舉行「濟州4·3人權研討會」，要求美國為屠殺濟州人負起責任，這是繼2019年六月在聯合國總部對各國外交官舉行研討會之後，再次在美國本土追究美國與駐韓美軍在四三大屠殺的責任，濟州四三平和財團如此鍥而不捨追究的精神，確實讓人敬佩。湖峻就以史料與他的查證研究，提出美國介入四三大屠殺的證據。不過，參與研討會的美國學者大多是極右保守派，他們對濟州島人的訴求恐怕難以認同吧。
儘管如此，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韓國現代史上至少兩次重大的人權災難：濟州四三與光州事件，美國都難辭其咎，未來雙方如何較勁還值得世人觀察。如果能夠像1950年韓戰爆發一個月後發生的「老斤里良民屠殺事件」一樣，最後換來美國總統柯林頓發表「深感遺憾」的聲明，也算討回一些公道而功不唐捐了。
直到寫這篇序文時，我才知道湖峻他們姊弟也是四三事件的受難家屬。他們未曾謀面的叔叔，就是三一節開火事件中最年輕的罹難者許斗瑢，當時他只是小學五年級。濟州四三大屠殺，其實可以說是一次「種族滅絕」（Genocide）的慘案，死難者占了濟州島人口的十分之一，說它是戰後亞洲的「猶太大屠殺」（Holocaust）並不為過，幾乎每個濟州家庭都有人直接或間接在四三大屠殺受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