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科技日趨進步，陸軍或陸戰隊能以「班」為單位獨立作戰，還需要將軍指導戰術嗎？美國軍事專家佛里曼12日在《外交政策》上分析，現代戰爭的指揮鏈已有顯著改變，隨著個人武器、戰力殺傷力增強，美軍領導層應將戰術指揮權下放，將軍不再需要下達細部的戰術指導，而應重視學科知能，以大局著眼，協助政府作出正確決策。
佛里曼（B. A. Friedman）是美國軍事戰略分析專家，也是美國軍事期刊《戰略橋》（Strategy Bridge）的助理總編輯，2017年出版《論戰術：戰役致勝的理論》（On Tactics: A Theory of Victory in Battle，暫譯），對於軍事戰略有深刻觀察。佛里曼12日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期刊發表〈戰鬥將軍的終結〉（The End of the Fighting General），指出現代戰爭將軍的角色，已與過往事必躬親，下達戰術指令的將軍全然不同。
名將打天下時代終結 基層軍士官領導小隊作戰
佛里曼指出，歷史上曾有許多各界公認的「戰鬥將軍」，例如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成吉思汗、漢尼拔（Hannibal）與薩拉丁（Saladin），他們都是戰術領導的箇中好手，聲名遠播。然而佛里曼認為，這些將軍的作用，在現代戰爭中已經由中尉、下士等軍士官所取代。
美軍用「戰略下士」（strategic corporal）指涉這些初級軍士官更繁重且更常見的領導責任。明顯的案例是阿富汗、伊拉克戰爭，戰場上的戰術責任下放給中尉、下士等基層軍士官，這些才20歲出頭的小夥子擁有驚人的火力，必須在戰場上瞬間決斷，作出改變生命的決定，遵循美國的國家利益、政策與戰略。
武器日益進步 戰術領導權下放
這一連串的作戰指揮鏈變化，與戰爭武器、技術革新脫不了關係，由於火力發展，個別士兵頓時獲得更具破壞性武器的潛力，軍事領導更能進入個人層面。佛里曼表示，下屬將軍、准將與專業軍官，例如艦長、副官的出現，分攤將軍的指揮責任。19世紀初期，法國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已將軍隊劃分成可完全獨立調動、戰鬥的軍團，為他擴張帝國版圖，獲取前所未有的勝利至關重要。
將軍若不熟悉前線狀況，下達戰術時很可能會失準。1863年7月，美國南北內戰進行關鍵的蓋茨堡之役（Battle of Gettysburg），當時領導南方邦聯軍的李將軍（Robert E. Lee）指派3名下屬將軍領導部隊，下達向北方聯邦軍直接攻擊的戰術。佛里曼分析，李將軍過於強調拿破崙直接攻擊的戰略，無法體認到隨著火力進步，此計畫早已過時，策略錯誤的結果，讓南方邦聯軍大敗收場，折損至少6000人，成為北方獲勝的重要轉捩點。
軍官士官各司其職 班作戰成顯學
佛里曼指出，如此大規模的軍事挫敗，至今早已不合時宜，部分是因為將軍已不再享有過去下達戰術的絕對權威。自19世紀末期至20世紀初，火砲發展以及步槍技術提升，戰術領導權得以下放。二戰期間盟軍最高統帥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規劃從納粹德國手中收復法國時，就允許艦長得以領導特定攻擊。越戰期間，美軍大多數的日常戰鬥，是以40員士兵組成的排（platoon）作為獨立單位，通常由20多歲，位階中尉的排長進行戰術指導。
時至今日，美軍多數的戰役更進化成以14員或更少士兵的「班」（squad）為戰鬥單位，軍官幾乎脫離戰術領導，讓士官執行戰術。佛里曼認為，這項趨勢並不一定是壞事，軍官取得大學學位，能有更廣博的知識與技能評估大局，軍事經驗則相對較少；下士與中士與更高階的工作人員中士，則有深入的作戰經驗，適合實際、詳細地執行戰術。如此一來，以班為單位的戰鬥組織在戰場上行動更快，也能避免敵方偵測，就算該班慘遭殲滅，也不會賠上整支部隊。
將軍角色改變 佛里曼：應完全放棄戰術指揮官角色
不過當軍隊指揮鏈的授權下放後，軍隊高層的角色又會如何變化？研究現代戰爭的政治學家辛格（Peter W. Singer）曾作過調查，指許多將軍仍然視自己戰士的身分高過一切。現在的通訊技術還能讓將軍即時指揮戰場，讓他們可以微觀管理部隊戰鬥時使用的戰術。但佛里曼認為，儘管將軍下達指令更加容易，反而在干擾作戰部隊。
佛里曼建議，若美軍要持續保持高效率，就必須利用作戰單位縮小的趨勢。將軍必須完全放棄其作為戰術指揮官的角色，接受自己的新角色：戰鬥推動者和政策顧問。戰事進行時，將軍應該負責協調作戰單位與指揮部，確保物資送至目的地。將軍還需要利用自己的軍事經驗、專業知識，為政策制定者提供建言。因為決定和戰與否的文職官員，需要戰略理論、國際關係與其他學科等觀點來過濾訊息。若只是純粹的戰術家，永遠無法提供政策制定者所需的洞察力與智慧。
從軍官教育著手 培養將軍提出政策建議
有鑑於此，佛里曼認為，美軍若要改變將軍的任務定位，必須要從美國軍隊選擇、訓練、教育與升遷軍官時就開始著手。他指出，目前美軍軍官通常有一年的時間在戰爭學院、國防大學受訓，這一年分為學術訓練與實際的軍事訓練，軍官難有時間接受完整的學術訓練。他建議，美軍可以在課程中刪減軍事訓練，讓軍官得以獲取更多包括國際關係、戰略理論、衝突分析與解決等技能，接受過嚴格的指揮系統培訓之後，才能學習如何尊重不同意見，權衡各種觀點、意見，為政策概念提出論證，這些能力對於制定政策的將軍來說非常重要。
佛里曼也指出，軍官目前在美國軍事院校受訓時的成績，幾乎不會影響其未來的職涯發展，因此不少軍官視其為正常任務之間的休假。若軍校的上級能慎重看待學生的成績，能讓這些軍官接受學術教育的動力更高，也能讓軍方高層得以更佳地評估，哪位軍官真有資格擔任將軍。
由於這些軍官多半在加入軍隊之前，已經在運動團隊、學生會或其他組織擔任領導者，軍隊通常會鼓勵他們加強勇敢、苦幹、專業執行任務等領導力，培養出來的軍官戰鬥力強，卻不想籌劃政策。佛里曼表示，儘管將軍會反對他的提議，但他認為，若要擔任將軍，就需要學會不同形式的領導：將說服、審議與反思列為優先地位。
專家呼籲美國軍事教育應現代化
佛里曼稱，目前美軍的升遷法令仍然適用1980年《國防官員人事管理法》（Defense Officer Personnel Management Act），軍官教育則適用1986年《高華德－尼可拉斯國防部重構法案》（Goldwater–Nichols Act），且該法案將提供軍事建議給決策者的權力，限縮在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參謀總長）一人身上。 （相關報導： 拿小兵當家奴使喚 南韓陸軍四星大將道歉請辭、遭立案調查 ｜ 更多文章 ）
佛里曼呼籲，隨著世界劇烈變化，美國國會應該建立新法，讓軍官教育、晉升邁向現代化，培養出決策者實際需要的將領，也有機會降低軍隊與民間政府之間的緊張關係。佛里曼指出，就算是全世界最先進、影響最深遠的軍隊，一旦掌握在寧願拿步槍開火，不願從事文書規劃的將軍身上，也不會有太多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