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一名年近四十歲的全職媽媽，因丈夫終日忙於工作，她長期獨自照顧孩子導致憂鬱，帶著兩個年幼孩子在家中輕生，當擔任竹科工程師的老公回家時目睹此景，差點跟著想不開。
5/2日，新北市一戶擁有三個幼子的雙薪家庭，在這個少子化的社會，算很增產報國了，但父母疲於奔命的上班與照顧孩子，悲劇發生的當日上午，母親過失將年幼熟睡中的生病女童獨留在家，送另一個孩子出門，導致女童醒來後找不到家長，爬上窗戶，墜樓身亡。
母親節前夕，這幾個社會案件不僅讓人笑不出來，更該讓人警覺的現象是：這些案件都來自典型的台灣中產階級家庭，夫妻理論上在學歷、工作能力、責任感與自信心都不會差，但殊不知在社會結構變遷下，這一群人努力撐起半邊天，但卻因為看似什麼都OK，反而容易落入不易取得社會支援系統的窘境，導致身心疲累。這兩個悲劇只不過突顯了台灣中產家庭問題的冰山一角。
不少學者注意到此現象，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系副教授鄭清霞就分析，1970年以後出生的世代，儘管社會福利制度較上一代父母親完整，但因為少子化，加上買不起房的比例變高，這個世代的老年經濟安全保障反而更低。
這令我不禁想起日前日本熱烈討論的「下流老人」現象，即使你年輕時有正常收入與工作，奉公守法的結果到老年卻仍落入貧窮人口，估計有一億人的人生將因此崩壞。
邁入老年化社會的台灣，即將步上日本的路，自然也看得心驚驚，但殊不知我們的中產階級家庭已經不用等到老，就已經是「下流階級」的危機族群，窘境更甚於日本。因為日本中產階級儘管同樣面對「下流老人」的社會危機，但由於日本與台灣政府在家庭照顧政策上的做法與思維迥異，導致台灣中產階級的經濟問題更嚴峻，尤其對台灣中年婦女的影響甚鉅。
一位台灣女性友人嫁到日本後，擁有台大高學歷的她，在生了兩個女兒後成為全職媽媽，老公在外打拼，陪伴家庭的日子並不多，但她說，日本國家方向就是希望媽媽能夠好好照顧孩子，所以在提供家庭照顧的相關福利與經濟支援上不遺餘力。表面上，日本婦女勞動就業率比台灣低，好像台灣兩性比較平等，但她分析自己照顧孩子儘管疲累，也有自我價值感的失落，但既然不上班比上班划算，可以無後顧之憂地照顧孩子，多半日本媽媽最終還是心甘情願地回歸家庭。同時也形塑出日本社會與台灣截然不同的女性職場現象: 真正在職場上打拼的婦女，要不是家中經濟收入低，媽媽不得不出來工作；要不就是真的財力雄厚，出來工作只是自我成就感的調劑品。
反觀台灣，受過良好教育，也在職場上努力工作的中產階級夫妻們，大多都已認知沒有雙薪根本撐不起一個家。因此職場上一堆為五斗米而折腰的「下流跪夫」。媽媽們更是不管選擇當全職母親還是職業媽媽，支援系統都不足，隱然也讓自己成為「下流跪婦」，也難怪母親節前夕，兒福聯盟公布的台灣媽媽的幸福感調查結果，發現台灣媽媽平均的幸福感只有68分。 （相關報導： 產後女性上夜班 勞動部：事先簽切結書就可以 ｜ 更多文章 ）
我「有幸」因為政府育嬰假制度的實施，讓我從全職媽媽到職業婦女兩種身分都經歷過，箇中甘苦滋味嘗盡。政府不是不知道媽媽的辛苦，尤其育嬰假制度雖然不甚完美，但也的確減輕不少家長的照顧壓力。但當上周有立委提案將現行育嬰假由父母可以各申請半年育嬰津貼的制度，提案改成一方完整請領一年時，我的下巴差點沒掉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