贏一時就好：《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選摘（2）

科倫拜校園事件

二十世紀最後一年的四月二十日，科倫拜高中的高三學生哈里斯與克萊柏德，在一小時內就殺了一名老師與十二名學生，還造成二十七人受傷。這兩人隨後自殺身亡。

大屠殺兩年之後，紀錄片導演麥可摩爾發表了《科倫拜校園事件》（Bowling　for Columbine ），試著探討這個犯罪行為的社會背景。這部影片的內容聚焦在：美國在外交策略與軍事行動上，有系統地使用暴力；在公開市場與網路上，很容易取得槍枝；美國社會沉迷於恐懼與軍事上的好戰精神，以及逐漸瀰漫在北美日常生活的暴力現象。

隔年，也就是二○○三年，葛斯范桑發表了他的電影《大象》（Elephant）。在這部片中，導演試圖深入研究他們的心理狀態，處理精神錯亂的主體性本質問題，並試著理解這兩名年輕人在犯下罪行時內心所承受的痛苦。葛斯范桑的電影不只描述他們兩人的攻擊性與暴力，也談到他們對尋求溫柔感受的困惑，他們的挫折與寂寞，一路開展到他們最後的自我毀滅行為。

在哈里斯的日誌中，他寫到他對自然淘汰理論的推崇，而且他想把每一個人都放進電玩遊戲《毀滅戰士》（Doom ）裡，這樣他就可以看見弱者死光光，只剩強者可以活下去。

不令人意外的是，這兩名年輕人都對電玩成癮，也吸引了新聞記者、評論家與心理學家的注意。普遍的看法認為，長時間暴露在高度暴力的電玩中，可能會對像哈里斯與克萊柏德這樣的年輕人，產生敏感度鈍化（desensitization）的影響，但是這種只集中在電玩遊戲內容的粗淺觀察，並未考量到長期沉浸在數位環境所產生的認知與心理突變。其實不是遊戲內容，而是刺激本身，對親身體驗受苦與愉悅的敏感度，造成了鈍化效果。

很清楚的是，不是每一個打電玩或受到電子刺激的人，就會變成大屠殺劊子手。在人類心靈突變的大趨勢中，大屠殺劊仔手只是一個能被突顯的表現。

科技／語言的不穩定性

電視與隨後的數位革命，已經對人類心理開始造成強烈的變化。人類從電子產品學到的字彙，比從母親身上學到的更多，因此一定會發展出新的感性。如果沒有適當考慮到新環境的衝擊，尤其是新的語言學習過程，就無法了解「大眾精神病理學」在我們這個時代裡發展而成的最新形式。

我們必須考慮到，其中的兩個主要發展：第一，語言學習脫離有效的親身體驗；第二，對他人體驗的虛擬化。第一個轉變特別有趣，致力於研究女性哲學觀點的義大利作家慕拉諾（Luisa　Muraro）指出，學習語言與情感關係有非常重要的關連，而且是在學習者的身體與母親的身體之間的情感關係。要深刻而有感地掌握語言的雙重意義，以及理解

語言符號中意符（Signifier）與意指（Signified）的關係，靠的是值得信賴的母親，她那渾身富有情感的身體。 （相關報導： 加薩的人肉盾牌：《砲彈下的渴望》選摘（4） ｜ 更多文章 ）

當這個過程簡化成機器與人腦的交流，語言學習就與親身接觸的情感作用分離，而意符與意指的關係變成只有操作性的意義，而沒有情感上的意義。語言不再掌握情感的意涵，意涵也不再深植於身體深處，而溝通也不再被認為是身體之間的情感關係，只是一種操作指示的交換作用。我們可以預期，很快就會出現精神的折磨。

另外，第二種轉變其實已經發生在心理領域：年輕人把早年的人格形成階段，花在持續與資訊機器互動，卻越來越少體驗與別人面對面的親身接觸。兒童不再現身於其他兒童面前，卻常和遙遠的某人以虛擬形式溝通，而這個人的身體則存在於無法感覺、無法判斷的空間。

因此，感性已經瀕臨危急關頭。感性是人類的一種能力，讓人能理解無法簡化成語言的非口語表達的訊號。感性（以及敏感度（sensitivity），是非口語表達能力的肢體與性欲面向，可以理解與交流意義）也是人際之間的感應膜，能對別人的知覺產生同理心。同理心並不是一種天生的情感，而是一種需要教化與改良的心理條件，缺少這種教化，同理心就會退縮，就會消失。

有很多證據顯示，溝通體驗的變化正在同理心（自閉趨勢）與感性（對別人的現身敏感度鈍化）領域，造成反常現象。而這種心理與語言互動關係的變化，也可能與當代生活的不穩定有關。不穩定性（Precariousness）不只存在於去疆域化時代的全球勞動環境，也意味著社會整體的分裂、自我認知與時間認知的裂解。時間不再屬於每一個個人，資本家也不再購買每一個人的人生；更精確地說，人從工作場所中被移除，時間變得零碎且與個人無關，可以被資本家取得，也可以被以網路相連的機器重新組合

贏一時就好

大開殺戒那一天，哈里斯穿著一件白色T恤，上面印著黑色的「自然淘汰」四個大字。自然淘汰也出現在哈里斯的日誌裡，幾年之後，也出現在奧維寧的文字中。

就像大部分成長於數十年新自由主義發展中的年輕世代，年輕的哈里斯完全被說服，強者有勝利與領先的權利。這是教育他的社會環境中，他自然吸收到的哲學，也是他喜歡的電玩遊戲中的基本原理。但這個年輕人非常清楚，在真實的社會遊戲中，他不可能贏。所以他決定成為一時的贏家：我要殺人，我就會贏，然後我就會死。

哈里斯與克萊柏德的心理狀態，可以綜合描述為新自由主義意義底下想贏一時的一種自殺形式。

在新自由主義宣稱終結階級鬥爭之後，唯一留下來的社會分類就是贏家與輸家。不再有資本家與工人了，也不再有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了。除非你又強又聰明，否則你悲慘就是活該。

資本家絕對主義（capitalist absolutism）就是建立在大眾（大部分都是無意識的）堅守自然淘汰的哲學。其實犯下大屠殺的人相信：最適者與最強者有權利在社會遊戲中取勝。但他也知道或意識到，他自己既不是最適者，也不是最強者。所以他選擇報復與實現自我主張的唯一可能行動：殺人，然後被殺。

＊本文選自時報出版《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作者法蘭克‧貝拉迪（Franco ‘Bifo’ Berardi），為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歐洲知名作家、理論家，義大利自主主義運動的最重要核心人物。一九七六年成立了知名電台「Alice」，目前在米蘭的布雷拉美術學院（Accademia di belle arti di Brera）主教社會傳播史課程。研究範疇聚焦在後工業資本社會中的媒體與資訊科技，作品往往結合歷史、哲學、社會、政治、科技、傳播等多重領域，以宏觀的辯證探究當代人的集體處境。 （相關報導： 加薩的人肉盾牌：《砲彈下的渴望》選摘（4） ｜ 更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