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其澤觀點：霸權的衰落始於人心─解讀美中全球好感度逆轉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七月十五日公布最新全球態度調查，記錄了一個值得重視的歷史轉折：在所調查的三十六個國家與地區中，多數受訪社會對中國的評價已高於美國。調查於二〇二六年二月八日至五月十三日進行，共訪問四萬二千一百五十一名成年人；其中二十五個受訪地區對中國的好感度高於美國，五個大致相當，僅以色列、日本、印度、南韓、菲律賓與波蘭六國明顯較親美。

單一民調不能證明霸權已經易位，跨國樣本也不能等同「全球公投」。然而，皮尤長期追蹤所呈現的方向仍具有分水嶺意義：二〇二五年，美國在多數受訪國的形象尚優於中國；一年之後，這一相對優勢已經逆轉。這不是中國取代美國的完成式，而是世界開始重新計算兩強吸引力、可信度與秩序角色的警訊。

細看具有二〇二三年至二〇二六年可比資料的二十個國家，逆轉的動力十分清楚。二〇二三年，對美國持正面看法的中位數為百分之五十八，中國僅百分之三十二；到二〇二六年，中國上升至百分之四十六，美國則跌至百分之三十六。換言之，美國原有二十六個百分點的領先，在三年內變成落後十個百分點。中國形象確實回升，但幅度為十四個百分點；美國則下降二十二個百分點。因此，這場交叉的主要推力，不只是北京的外交與經濟吸引力增加，更是華府自身形象急速折損。

加拿大最具象徵性。二〇二三年，百分之五十七的加拿大人對美國有好感，對中國有好感者只有百分之十四；二〇二六年，中國上升至百分之四十四，美國卻降至百分之三十三。加拿大不僅與美國共享漫長邊界，更與其建立高度整合的經濟、安全與情報體系。當如此核心的鄰邦在三年內出現如此劇烈的相對位移，反映的已不是普通的政策不滿，而是對美國角色與意圖的重新評價。

領袖評價也呈現類似結構。三十六個受訪地區中有二十二個對習近平處理國際事務的信心高於川普；德國、希臘、義大利、荷蘭、西班牙、瑞典與英國的差距均達兩位數。然而，這並不是習近平個人魅力的壓倒性勝利：他在受訪國獲得的最高信任度，也只有英國的百分之三十七。更準確地說，這是一場「誰比較不受排斥」的競賽，而美國總統正在輸掉它。

國際關係中的霸權，從來依靠兩本帳。第一本是可見的硬實力帳本：軍事基地、航母戰鬥群、美元體系、科技平台與金融制裁能力；第二本則是奈伊（Joseph Nye）所說的軟實力帳本：制度吸引力、價值正當性、政策可信度，以及其他國家是否願意相信霸權提供的秩序不只是服務自身利益。

硬實力決定一個國家能否迫使別人服從，軟實力則決定它是否需要經常使用強制。成熟霸權的真正優勢，不只是擁有更大的軍隊，而是能使盟友相信共同秩序值得維護，使中立國願意搭便車，使對手在挑戰之前先估算政治孤立的成本。當這種自願追隨減少，霸權就必須以更多金錢、威脅、關稅與軍力取得原本可以由信任換來的合作。 （相關報導： 李其澤觀點：從「打得贏」到「撐得久」─美國重建戰時工業的戰略意義 ｜ 更多文章 ）

衰落因此未必首先表現在軍費、國內生產毛額或艦艇數量上，而可能首先出現在維持同一套秩序所需成本的不斷上升。皮尤調查正像這本隱形帳本的資產減損報告。二〇二六年的三十六國中位數只有百分之三十五認為美國有助於全球和平與穩定；只有百分之三十二認為美國制定外交政策時會考慮其他國家的利益。加拿大認為美國是可靠夥伴的比例，更從二〇二二年的百分之八十三降至百分之三十五。德國認為美國會顧及他國利益者，也由二〇二三年的百分之六十降至百分之二十三。

在十七個中等收入國家，受訪者普遍認為美國比中國更常干涉他國事務，也更常忽略當地利益。這並不表示中國的外交行為沒有權力政治或依附風險，而是顯示全球南方愈來愈傾向以基礎建設、貿易、融資與發展成果，而非西方所偏好的民主—威權二分法，評估大國角色。

美國仍保有一項重要優勢：更多受訪者認為美國政府尊重人民的個人自由。但這項優勢也在收窄。三十六國中位數只有百分之三十九認為美國尊重個人自由，百分之五十六持相反看法；在十三個具有二〇二一年可比資料的國家中，十二國出現兩位數下降。瑞典由百分之六十一跌至百分之二十七，加拿大、法國、德國、義大利、荷蘭、南韓與西班牙的降幅也都至少達二十五個百分點。當「自由燈塔」的敘事連盟友都開始懷疑，美國折損的便不只是一般國家形象，而是戰後秩序最重要的正當性來源之一。

這場失分並非抽象的反美情緒，而有清楚的政策背景。調查期間涵蓋川普政府擴大關稅、削減對外援助、對盟友提出領土與安全要求，以及美國對伊朗動武所引發的國際爭議。皮尤另一份同期報告顯示，川普在關稅、伊朗、加薩、格陵蘭與俄烏戰爭等議題上的處理方式，普遍獲得負面評價。

這些政策背後存在一套一致邏輯：聯盟是一筆交易，安全是一項服務，市場准入是一種籌碼，國際公共財則應由受益者付費。從企業談判的角度看，這套策略可能迫使個別國家增加軍費、投資美國或接受新的貿易條件；但從霸權治理的角度看，它正在消耗美國最珍貴的制度資產。

公共財型霸權要求領導者至少表現出一定程度的自我約束，使其他國家相信規則不會隨領導人情緒任意更改。交易型霸權則把每一項承諾重新定價：今天的盟友可能是明天的競爭者，既有協議可以因談判需要而推翻，安全保障也可能與軍購、投資或政治服從掛鉤。它或許能提高短期租金，卻會降低長期信用；而國際政治中的信用一旦折價，盟友便會避險、中立國將分散依賴，對手則更容易以較低成本爭取影響力。

中國在這場競爭中的相對得分，部分正來自這種反差。北京不必讓世界認同其政治制度，只須使更多國家相信，與中國合作至少具有經濟可預測性，且不會每隔數月便因領導人的政治需要全面改寫條件。這種吸引力未必是價值性的，卻可以是功能性的；未必足以建立中國霸權，卻足以侵蝕美國霸權。

然而，將這份報告解讀為「世界已經倒向北京」，同樣是錯誤的。至少有四項限制必須說清楚。

首先，中國的領先並不普遍等同於絕對多數支持。在法國、德國、荷蘭、澳洲、加拿大與英國等國，中國的好感度雖高於美國，卻未必超過半數；有些差距也只有數個百分點。這比較像是美國評價跌得更快，而不是中國已取得穩固的政治認同。 （相關報導： 李其澤觀點：從「打得贏」到「撐得久」─美國重建戰時工業的戰略意義 ｜ 更多文章 ）

其次，地理距離深刻塑造民意。仍明顯較親美的六國中，有日本、南韓、菲律賓與印度四個印太國家。日本對中國的好感只有百分之十一，對美國則為百分之五十；印度為中國百分之二十三、美國百分之四十五；南韓為中國百分之二十八、美國百分之四十五；菲律賓為中國百分之四十、美國百分之五十六。愈接近中國、與其領土、安全或戰略競爭愈直接的國家，愈不容易把經貿利益轉化為政治信任。

第三，好感不等於戰略追隨。國家可以歡迎中國的投資、貿易與技術，也可能同時要求美國提供安全保證；可以批判美國干涉，卻仍將美元、矽谷、大學與軍事聯盟視為不可替代的制度資產。全球多數國家追求的不是「選邊」，而是利用美中競爭擴大自身議價空間。

第四，中國的制度吸引力仍有明顯上限。皮尤資料顯示，三十七個受訪國中僅十一國有約半數以上認為中國政府尊重人民自由；在北美、幾乎所有歐洲國家及日本、南韓、澳洲，約四分之三以上認為中國政府不尊重這些自由，習近平在多數高收入民主國家也未獲得多數信任。中國目前獲得的主要是發展能力、政策穩定與經濟合作的相對認可，而非其政治制度的普遍正當化。

因此，這次逆轉更精確的含義不是「中國模式戰勝美國模式」，而是美國不再能僅憑既有聲望，自動取得比中國更有利的國際評價。

對台灣而言，這份民調的正確讀法不是恐慌，而是戰略校準。

第一，印太安全格局並未因全球好感度變化而瓦解。日本、南韓、菲律賓與印度對中國的警惕，證明地理、安全困境與權力不對稱仍比抽象好感更能決定區域結盟。美日韓菲之間的合作，並非只建立在華府意志之上，也具有所在地社會對中國風險的民意基礎。台灣不應把歐美對美國的不滿，直接推論為印太聯盟體系即將崩解。

第二，台灣在全球南方的論述必須轉型。當許多中等收入國家的民眾視美國為干涉者、視中國為較實用的經濟夥伴，「民主對抗威權」雖仍具規範價值，卻不足以單獨構成有效外交。台灣必須把民主價值翻譯為具體公共利益：半導體人才培育、可信任數位基礎設施、醫療科技、農業技術、防災能力、中小企業合作與供應鏈多元化。對全球南方，最有說服力的問題不是「你站在誰的一邊」，而是「台灣能為你的發展提供什麼」。

第三，台灣不能把安全寄託於任何霸權聲望永不折舊的假設。美國的硬實力依然強大，但其政策信用、民主形象與盟友信任可能隨國內政治劇烈波動。這不等於美國必然棄台，而是意味政治承諾必須由利益結構、制度合作與台灣自身能力加以支撐。台灣需要提高防衛韌性、能源與通訊備援、國防產能及社會動員能力，同時深化自己在半導體、人工智慧與民主科技供應鏈中的不可替代性。

讓世界需要台灣，通常比要求世界同情台灣更可靠；讓盟友保衛台灣符合其自身利益，也比反覆強調歷史友誼更具持久性。

民意如流水，一次調查無法定義整個時代；但當長期數據持續朝同一方向流動，制度的河道終將改變。皮尤調查並未證明美國已失去霸權，也沒有證明中國即將接管國際秩序。美國仍掌握全球最強大的聯盟網絡、金融中心、科技生態與遠程軍事投射能力；中國則仍面臨周邊安全疑慮、政治信任不足與制度吸引力有限等障礙。

真正發生的，是美國過去可以視為理所當然的正當性溢價正在消失。世界不再自動相信，美國的利益就是共同利益，美國的行動天然代表規則，美國的承諾必然比中國更可靠。當這些假設逐步鬆動，霸權仍可依靠力量維持秩序，但維持同樣秩序所需支付的代價將愈來愈高。

霸權的衰落未必始於一場戰敗，也可能始於盟友不再信任、旁觀者不再敬佩、中小國家不再願意免費追隨。皮尤這份報告所記錄的，還不是美國霸權的終點，而是其「人心資產」出現結構性赤字的時刻。美國仍有能力修補，但前提是它必須重新理解：領導世界不是向世界收取服從，而是讓世界相信，接受其領導仍比拒絕更有價值。

對台灣而言，最重要的也不是預測哪一國終將勝出，而是在兩強聲望、承諾與力量均可能變動的時代，把自己鍛造成任何秩序都無法輕易犧牲的關鍵節點。

＊作者為彰師大副教授 （相關報導： 李其澤觀點：從「打得贏」到「撐得久」─美國重建戰時工業的戰略意義 ｜ 更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