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其澤觀點：從戰略模糊到交易模糊─中國「不戰奪台」戰略與台海嚇阻秩序的重構

美國外交關係協會榮譽會長理查・哈斯（Richard Haass）與亞洲研究員大衛・薩克斯（David Sacks），於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發表〈中國可能不戰而奪取台灣〉一文，警告北京可能利用川普政府對台政策的模稜兩可與交易化傾向，在不發動全面戰爭的情況下，逐步削弱台灣對美國安全承諾的信心，並改寫美國處理台灣問題的規則。兩位作者認為，北京所追求的，未必只是阻止某一筆一百四十億美元的軍售，而是確立一項更具長期效力的先例：美國對台軍售、安全合作及政治表態，都可以成為美中領袖談判桌上的交換籌碼。

本文認為，這項警告的真正意義，不在於中國能否立即「不開一槍」就取得台灣，而在於台海嚇阻可能由傳統的軍事力量競爭，轉化為一場圍繞政治意志、聯盟信心、管轄權主張與制度承諾的長期消耗戰。一旦美國對台政策從「戰略模糊」滑向「交易模糊」，北京便可能透過軍事威懾、海警執法、準封鎖、外交孤立、經濟脅迫與認知作戰，逐步墊高台灣的抵抗成本，並稀釋外部介入的可信度。

然而，「不戰奪台」能否成功，並不單由華府的態度決定。台灣的民主認同、國防能力、經濟韌性與社會意志，以及日本、澳洲、菲律賓與歐洲國家的政策選擇，仍構成北京難以單方面掌控的變數。台灣真正需要防範的，並不是美國某一天突然宣布「棄台」，而是美國的承諾在一次次軍售延宕、政策降音與危機協商之中被悄然掏空。因此，台灣必須把安全戰略的重心，由「等待美國是否介入」，轉向建立一套即使外援延遲、仍能持續作戰、維持政府運作並承受封鎖壓力的自主韌性。

長期以來，國際社會對台海危機的討論，大多集中於三個問題：中國何時具備攻台能力、解放軍可能採取何種登陸或封鎖方案，以及美國是否會直接軍事介入。這套分析框架把台海衝突理解為一場尚未發生的戰爭，並以飛彈、艦艇、戰機與兵力部署，作為衡量風險的主要指標。

哈斯與薩克斯提出的警告，則把問題的焦點移到戰爭之前：中國是否可能在不發動全面軍事進攻的情況下，透過削弱美台互信、改變美國決策程序、擴張對台灣周邊海空域的實際管轄，以及瓦解台灣社會的抵抗信心，逐步取得戰略優勢？

這種「不戰奪台」，既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和平統一，也不是兩岸經濟交流自然導向政治整合，而是一種綜合性的脅迫戰略。它的目標不是立即占領台灣，而是逐步在三個層面塑造既定認知：其一，台灣無法獨力承受中國的壓力；其二，美國不願為台灣承擔戰爭代價；其三，持續抵抗只會招致更嚴重的經濟、社會與安全損失。

一旦這三種認知在台灣社會、國際企業與美國盟友之間沉澱成形，北京便可能在沒有全面戰爭的情況下，迫使台灣接受不對等的談判，甚至接受由中國單方設定的政治安排。 （相關報導： 李其澤觀點：三海聯動下的台灣警訊 ｜ 更多文章 ）

因此，「不戰奪台」的核心，不在於完全不使用武力，而在於以軍事力量為背景，運用低於全面戰爭門檻的脅迫手段，改變對手的政治意志。這是一場軍事威懾、法律戰、經濟戰、資訊戰與心理戰的綜合作戰。

美國過去對台政策的核心，是所謂「戰略模糊」。華府既不明確承諾中國攻台時必然出兵，也不排除軍事介入，藉此同時嚇阻北京動武與台北片面改變法理現狀。

戰略模糊的前提，是美國雖不公開說明介入的方式，卻讓各方相信美國既具備介入的能力，也保留介入的意志。換言之，模糊的只是軍事回應的「形式」，而非台海和平對美國利益的「重要性」。

川普式的對台政策，則可能催生另一種模糊。其不確定性不再只是美國是否出兵，而是對台軍售、安全合作與政治承諾，是否會被總統當作對中談判的籌碼。這可以稱為「交易模糊」。

在交易模糊之下，北京毋須證明美國一定不會保衛台灣，只需要證明美國的支持可以被延後、折價或交換。對中國而言，最重要的並不是取消某一批武器，而是建立一種政治預期——只要北京施加足夠的壓力，美國總統便可能重新考慮對台承諾。

正因如此，那筆一百四十億美元的軍售案，具有超越武器本身的意義。倘若它的延遲僅僅出於行政程序、產能不足或美軍彈藥庫存的考量，影響便仍屬軍事供應層面；然而，一旦軍售能否推進，取決於美中峰會的氣氛、中國是否開放市場，或北京是否在其他國際議題上配合，軍售就從安全政策蛻變為外交交易的工具。

而這種先例一旦成立，北京未來便可能進一步要求美國限縮對台高層交流、降低軍事訓練層級、延緩武器交付，甚至約束日本、澳洲與菲律賓在台海議題上的角色。屆時，美國對台政策的核心，將不再由《台灣關係法》、國會監督與區域戰略所決定，而可能受制於總統個人的談判邏輯。

中國當然希望徹底阻止美國對台軍售，但在現實上，北京更可能追求的是一種「間接否決權」。它毋須正式取得任何法律權力，只要能讓華府在每一次對台決策之前，都先行評估北京可能採取的報復，便已對美國政策形成相當程度的約束。

這種影響力，可以透過三個階段逐步建立。

第一階段，是把台灣重新定義為美中衝突的主要根源。北京反覆強調，台海危機並非源自中國軍力的擴張，而是台灣追求獨立、加上美國支持台灣所致。其用意在於說服華府：降低衝突風險最有效的方法，不是嚇阻中國，而是約束台灣。

第二階段，是把美國對台支持與其他合作議題相互掛鉤。北京可以暗示，若美國推進軍售或提升美台關係，中國便不會在貿易、市場准入、芬太尼、氣候、核問題或區域危機上提供合作。如此一來，台灣便被嵌入更廣泛的美中利益交換之中。

第三階段，則是把這種交換制度化。美國政府若一次接受軍售延後，下一次北京便可能要求限制高層互訪；美國若再次退讓，未來北京還可能要求其減少軍事部署或約束盟友。每一次讓步都可以被描述為孤立的個案，但累積的結果，卻是美國對台政策逐步落入由中國設定的紅線之內。

這正是哈斯與薩克斯最深層的憂慮所在：中國真正企圖改變的，不只是個別的政策內容，而是美國決策的「規則」本身。

四、「不戰奪台」的五條可能路徑 （相關報導： 李其澤觀點：三海聯動下的台灣警訊 ｜ 更多文章 ）

（一）軍事威懾常態化－中國可以透過軍機、軍艦、飛彈演習與跨越海峽中線等行動，把高強度的軍事壓力轉化為台海的日常。其目的未必是立即開戰，而是消耗台灣的戰備資源、壓縮其預警時間，並使國際社會逐漸習慣解放軍在台灣周邊的活動。當軍事壓力成為常態，真正的封鎖或攻擊準備反而更難被辨識。北京於是得以在不正式宣戰的情況下，持續推高台灣的防衛成本。

（二）以海警與行政執法推動準封鎖－相較於解放軍的直接封鎖，海警、海事、海關或交通執法更容易停留在灰色地帶。中國可能宣稱在台灣周邊海域進行船舶查驗、航行管制、環境執法或海上交通管理，藉以逐步建構其對相關水域擁有管轄權的假象。這種策略的關鍵，在於迫使國際航運公司作出抉擇：究竟是服從中國的檢查要求，還是承擔船舶遭攔截、保險費上升與航線中斷的風險。只要一部分企業開始順從，中國便可能取得實際的管轄效果。

（三）經濟與金融脅迫－中國可以針對台灣特定的產業、企業、農產品、能源供應與航運保險施加壓力，也可以利用市場准入，誘使跨國企業反對各國支持台灣。經濟脅迫的目的，不一定是全面切斷兩岸貿易，而是精準打擊特定的選區、產業與社會群體，使其將經濟損失歸咎於台灣政府的政治選擇。

（四）瓦解美國與盟友的介入意志－北京可能向美國傳達一項訊息：只要華府降低對台支持，中國便願意維持美中關係的整體穩定；與此同時，它也會警告日本、澳洲與菲律賓，介入台海將使其本土、基地與經濟利益承受風險。中國毋須讓所有盟友都退出，只要能使各國在介入範圍、基地使用與軍事協調上產生分歧，便足以削弱聯盟的嚇阻效果。

（五）對台灣社會發動信心戰－「不戰奪台」最關鍵的戰場，仍在台灣內部。北京需要放大「美國終將棄台」、「軍售只是收保護費」、「抵抗只會摧毀台灣」等敘事，使台灣社會對國防投資、後備改革與國際合作逐漸失去信心。這類敘事並不需要說服台灣人民支持統一，只需要讓足夠多的人相信「抵抗沒有意義」，便可能動搖民主政府推動長期防衛措施的政治基礎。

拜登在任內曾多次公開表示，若中國攻擊台灣，美國將會保衛台灣。儘管白宮官員其後一再重申美國政策並未改變，但這些發言在一定程度上，仍提高了北京對美國介入意志的估計。

川普的做法則更具交易性格。他一方面可能不願被既有政策所束縛，另一方面也習慣把盟友承諾、安全合作與軍售，視為可以重新議價的交易。這使北京更容易相信：只要提供足夠的經濟或外交利益，便有機會換取華府降低對台支持。

然而，這並不表示拜登式的公開保台承諾就毫無風險。過度明確的安全保證，若缺乏相應的兵力、彈藥與後勤能力支撐，反而可能在「承諾」與「能力」之間形成落差。真正有效的嚇阻，不只是總統口頭宣示美國會介入，而是要讓北京相信美國有能力「迅速」介入，同時相信台灣有能力「持續」抵抗。

因此，美國政策的重點，不應只是從模糊轉為清晰，而應著力於提升承諾、能力與部署三者之間的一致性。

哈斯與薩克斯的分析，具有三項重要貢獻。其一，它指出台海嚇阻的核心不只是武器的數量，更在於政治承諾能否免於被交易。其二，它揭示中國可能運用非戰爭手段，逐步改變台海現狀。其三，它提醒華府，軍售延宕所釋放的政治訊號，可能比個別武器的軍事價值更具長期影響。

不過，「中國可以不開一槍便輕易奪取台灣」的說法，仍有過度簡化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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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台灣並不是一個被動等待美國決定命運的政治單位。台灣擁有民主制度、本土認同、軍事力量、經濟資源與國際連結，北京無法僅憑美國態度的變化，便直接取得對台灣的政治控制。

其次，美國對台政策也並非完全由總統個人決定。國會、《台灣關係法》、國防體系、官僚機構與盟友政策，都可能限縮總統把台灣當作交易籌碼的空間。再者，中國若真的實施長期封鎖、強制檢查或大規模經濟脅迫，仍可能招致美國、日本及其他國家的反制。灰色地帶行動雖然低於全面戰爭的門檻，卻不等於沒有成本。

最後，習近平要求解放軍在二〇二七年前提升對台作戰能力，是一項「能力建設」的時間節點，並不等於已經決定要在二〇二七年發動戰爭。中國既希望保有武力選項，也希望在不承擔全面戰爭風險的前提下迫使台灣讓步——這兩條路徑並非彼此排斥，而是相互支撐。

美國若要修復對台承諾的可信度，首先必須將對台軍售重新制度化。軍售決策應依據台灣的防衛需求、解放軍的威脅態勢與美國的相關法律來進行，而不應被納入領袖峰會或經貿談判的議程。

其次，美國應協助台灣建立本土化的國防生產能力，包括彈藥、無人機、反無人機裝備、機動飛彈、通訊系統與維修零組件的共同生產。台灣需要的，不是只在和平時期採購昂貴的大型平台，而是在危機與封鎖之下，仍能持續補充消耗品的工業能力。

第三，美國必須維持足以因應台海突發事件的區域部署，包括分散基地、預置彈藥、強化潛艦與遠程反艦能力，並提升與日本、澳洲、菲律賓的協同作戰水準。

第四，美國應加強與台灣海巡的合作。若中國利用海警與行政執法推動準封鎖，美國及其盟友便不能只準備因應傳統的軍事入侵，而須及早建立護航、執法協調、航運資訊共享與反制非法查驗的機制。

第五，美國仍應維持「雙重嚇阻」：一方面明確反對中國以武力或脅迫改變現狀，另一方面重申不支持台灣獨立，並持續遵循美國自身的「一中政策」。在此尤須釐清的是，美國的「一中政策」並不等同於北京的「一個中國原則」——華府從未承認中國對台灣擁有主權。

面對美國政策的不確定性，台灣不能把自身的安全戰略，建立在「要求美國總統作出更明確承諾」之上。口頭承諾會隨政府更迭而改變，真正可靠的，是台灣自身的能力，以及與美國之間制度化的合作。

首先，台灣應建立危機下的持續作戰能力。國防採購須從大型平台導向，轉為大量、分散、可快速補充的不對稱裝備，並同步強化彈藥、燃料、醫療物資與通訊備援。

其次，台灣應發展國防工業的戰時擴產機制。政府不僅要鼓勵平時生產，更應預先規劃民用產線如何轉換為軍用製造，並建立原料、晶片、電池與零組件的安全庫存。

第三，台灣必須提升能源、糧食、金融、海纜、衛星與數位基礎設施的韌性。中國若採取「不戰奪台」的路徑，最先攻擊的可能不是軍事基地，而是電力、通訊、物流、金融信心與社會秩序。

第四，台灣需要建立反制準封鎖的國際合作，包括與主要航運國家、保險公司、港口與海巡機構，預先制定危機應變方案，以免中國藉所謂的「執法措施」，逐步建立對台灣周邊海域的實際控制。 （相關報導： 李其澤觀點：三海聯動下的台灣警訊 ｜ 更多文章 ）

第五，台灣應降低安全政策的政黨化。若國防改革、民防建設與對美合作被簡化為藍綠對抗，北京便更容易利用台灣內部的分歧來削弱抵抗意志。國家安全的最低共識應該是：任何兩岸政治安排，都必須經由台灣人民自由同意，而不能在軍事威脅、封鎖或外部脅迫之下被迫決定。

中國的「不戰奪台」，並不是一項注定成功的戰略。北京仍須面對台灣的社會認同、民主制度、軍事能力、地理條件與國際介入等多重障礙。川普對台立場的模糊，也不等於美國必然放棄台灣。

但哈斯與薩克斯的警告，仍具有高度的現實意義：中國最可能取得的突破，未必是在戰場上擊敗美國，而是在戰爭爆發之前，就讓美國對台承諾逐步喪失制度性、可預測性與可信度。

台海最危險的變化，不一定是華府某一天公開宣布「不保衛台灣」，而更可能是軍售一次次延後、安全合作一次次降級、盟友協調一次次受阻，以及美國總統一次次暗示台灣可以被納入對中交易。當這些個別事件累積為結構性的趨勢，戰略模糊便會悄然轉化為交易模糊。

對北京而言，最理想的結果並不是立即發動一場高風險的戰爭，而是讓台灣在尚未遭到全面攻擊之前，就開始懷疑抵抗是否值得；讓美國的盟友在危機發生之前，就開始懷疑華府是否會履行承諾；讓國際企業在封鎖形成之前，就開始服從中國對台灣周邊海域的管轄主張。

因此，防止中國「不戰奪台」的根本之道，不只是要求美國總統說出更強硬的話，而是建立一套不會因單一領導人、單次峰會或個別交易而動搖的制度性嚇阻。美國需要讓對台軍售與區域部署恢復可預測性；盟友需要提前建立台海危機的協調機制；台灣則必須具備在外援延遲、航運受阻與資訊混亂之下，仍能維持政府運作、社會秩序與軍事抵抗的能力。

台灣真正需要避免的，不只是戰爭的失敗，而是在戰爭尚未開始之前，便因信心流失、制度依賴與戰略誤判，而失去了選擇自身未來的能力。

​＊作者為彰師大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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