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其澤觀點：民意轉向和平─台灣社會正在重新校準兩岸選擇

民主文教基金會六月四日公布最新民調，描繪出值得深思的台灣民意圖景。在「中美新關係，台灣新選擇」主題下，百分之六十八點七的受訪者同意台灣應改善兩岸關係、爭取和平，讓台灣在經濟上同時獲得美國和中國大陸的經貿利益；百分之五十九點六也同意台灣應主動與中國大陸進行和平談判，讓台灣成為美中都可接受的「和平之島」；另有百分之五十六點四認同應把「對抗中國」轉為「和平相處」，不再只依靠美國。本次調查完成一千零七十三份有效樣本，抽樣誤差正負三個百分點。這組數字反映的不只是政策偏好，更是台灣社會集體心理的位移。

長期以來，兩岸議題在台灣公共討論中，幾乎被「統獨」二元框架壟斷。任何涉及兩岸的提問，最終都被化約為身分認同表態，民調機構也習於在「儘快統一」與「儘快獨立」的光譜兩端之間測量民意，結果數十年如一日地指向「廣義維持現狀」的最大公約數。本次民調最具啟發性之處，正在於議題框架的轉換。誠如與會學者楊泰順所指出，過去兩岸議題多圍繞統獨論述，但當問題轉變為戰爭與和平的選擇後，民意結構開始出現變化。當提問不再是「你認同哪個國家」，而是「你願不願意承擔戰爭風險」、「你願意付出什麼代價換取安全」，多數人的理性計算便自然浮現。這不是民意的「變節」，而是測量框架終於碰觸到民意深層的風險偏好。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年輕世代態度。據學者楊泰順觀察，二十至二十九歲族群對和平相處與和平談判展現較高支持度，這與「天然獨」必然主導年輕選民的刻板印象有所出入。其實道理不難理解：當對抗代價從抽象口號變成具體的徵兵延長、教召擴大、停課失業與經濟停擺，年輕人作為戰爭風險的直接承受者，對和平的渴望反而可能高於上一代。認同上的「天然獨」與行為上的「理性避戰」，在年輕世代身上並非矛盾，而是分屬兩個層次的選擇。當然，這次民意調查採全市話訪問，年輕樣本相對有限，此一趨勢仍待後續調查交叉驗證；但若這股潛流持續發展，將從根本改變政黨在兩岸論述上的競爭基礎——恐懼動員的邊際效益正在遞減。 （相關報導： 台灣「這區」中國移民激增48%？網傳2028恐被「和平超渡」　中港澳配偶數據曝光 ｜ 更多文章 ）

不可忽視的是，這份民調出現在特定國際背景下。五月中旬北京川習會落幕後，川普在福斯新聞主播拜爾的專訪中表示「不希望有人走向獨立」，直言美國理論上得飛行九千五百英里去打一場戰爭，福斯並解讀其為向台北示警：不要期待一旦因自身行動引發戰爭，美國會無條件提供軍事支持。川普更公開將對台軍售形容為「很好的談判籌碼」，延宕中的百億美元級軍售案至今懸而未決。對原本將安全寄託於美國的部分民眾而言，這無異於警鐘。民調中百分之五十九點六認為，美國正「把台灣當作與中國大陸談判對抗的籌碼」，呼應了這份不安。當「靠美國」承諾出現裂縫，「靠自己」便成為新的共識：百分之六十點一認為台灣未來應自立自強、靠自己找出路，遠高於主張依靠美國等盟友的百分之二十二點七。值得玩味的是，「自立自強」在此呈現雙重語義——它既可被解讀為強化自我防衛，也可被解讀為自主開展兩岸對話，而後者正是本次民調多數題項所指向的方向。

在兩岸定位這道敏感考題上，民調呈現的是分歧而非崩盤。百分之四十六點一認為應堅持「互不隸屬、一邊一國」，百分之三十六點一認為應務實面對「憲法一中」、創造和平，另有近兩成未表態。約十個百分點的差距，顯示部分民眾的看法正在鬆動，但多數人仍希望守住現有制度與生活方式。同一份民調中，仍有百分之五十五的受訪者不同意「台灣繼續對抗就會被美國拋棄、遭中國打壓」的說法——台灣社會並未陷入棄台焦慮的集體恐慌。對照同期其他機構調查中，反對兩岸終極統一者仍近七成、多數民眾視兩岸為國與國關係的結果，更可確認：民意轉向的是「避戰」，而非「傾統」。台灣社會追求的不是投降式妥協，而是在守住生活方式的前提下，尋求避免戰火的活路。

解讀任何單一民調都須謹慎，發布機構的立場光譜亦應納入考量。然而，若將本次調查與該基金會今年以來的系列民調並觀，趨勢線的方向是一致的：四月的調查中，過半受訪者認為已難再「維持現狀」、必須在變與不變之間做選擇；七成受訪者認為與其「什麼都不做，接受別人安排」，不如「主動談判，掌握我們的未來發展」；近六成受訪者視主動談判為「保護人民生命財產的生存智慧」而非「投降行為」。更關鍵的是，當被問及兩岸若無法維持現狀最擔心失去什麼時，近七成選擇「現在的生活方式和權利」，僅不到一成在意「國號或名稱被改變」。這組數據揭示了台灣民意的真實排序：制度與生活方式是底線，符號與名分可以討論。台灣民意正從意識形態對抗轉向風險管理，從被動等待轉向主動爭取談判地位——這個趨勢，已難以忽視。

對朝野政黨而言，這份民意圖景各有警訊，且警訊的性質並不相同。對執政的民進黨來說，危機在於話語權的流失。「抗中保台」的動員框架建立在兩個前提之上：對抗有美國背書、和平等於投降。如今川普親口動搖了第一個前提，民調數據則否定了第二個——當近六成民眾不再將主動談判視為禁忌，恐懼動員的邊際效益便急遽遞減。賴政府在川習會後僅以「維持現狀」四字應對，問題在於民意已有過半認為現狀難以維持；用靜態語言回應動態變局，等於把「和平論述」的定義權拱手讓人。對國民黨而言，風險恰恰相反：民意給的是機會，但也是嚴格的授權範圍。鄭麗文從北京到華府的兩面奔走，固然搶占了和平路線的舞台，但民調同時顯示近半民眾仍堅持互不隸屬、近七成反對終極統一：民意支持的是「有條件、有尊嚴、有保障的談判」，而非無底線的靠攏。若誤把避戰民意解讀為傾中授權，把和平之島經營成單向表態，反噬將來得又快又猛。至於以理性問政自許的第三勢力，這片從統獨光譜中釋放出來的「風險管理型選民」，本應是其天然腹地，能否提出超越藍綠的避戰論述，將決定其在兩岸議題上是參與者還是旁觀者。歸根結底，真正的考題對三方一視同仁。誰能率先提出一套既守住民主制度與生活方式、又能實質降低戰爭風險的談判路徑圖——明確界定談判的前提條件、不可退讓的底線、民主監督的程序，以及協議的國際保障機制——誰就能收割這波民意重組的紅利。

無論執政者是否願意正視，台灣民意正在重新校準兩岸選擇。和平不是投降，避戰也不等於放棄主權；主動談判不是示弱，而是在大國交易政治的夾縫中，拒絕讓台灣的命運由別人的籌碼桌決定。真正不負責任的，是無視這股民意轉變，繼續用昨日的框架回答明日的問題。未來，如何在維護尊嚴、守住制度與避免戰禍之間找到活路，將是台灣朝野無可迴避的時代課題。 （相關報導： 台灣「這區」中國移民激增48%？網傳2028恐被「和平超渡」　中港澳配偶數據曝光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彰師大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