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嘉宏觀點：從戰略反制到常態治理─中國近海治理東擴，台灣東部海域將成下一個內海？

這次中國大陸「台灣島東部海域海上交通專項執法與掃測行動」的時間是：6月6日至6月10日（主體行動期間），另有說法指出海警編隊在6月1日已先行出動。隨著之後的媒體揭露，此一專項執法與掃測行動是中國大陸近期由交通運輸部及多個海事、救助與航海保障單位聯合展開的一次海上綜合行動，主要在台灣島東側海域進行海上交通執法、海域巡查與「首次」水文掃測。該行動的內容大致包括海上交通秩序管理、航行安全保障、海底地形與水文資料測繪，以及海上應急救助能力部署等，並由海警與多部門船隊協同執行，呈現「跨部門聯動特徵」。

又此舉適逢國家海洋日活動，海洋委員會主委管碧玲博士在2026年國家海洋日活動致詞時強調：「海巡在，主權就在；海洋在，希望就在。」，她在臉書發文多篇指出，台灣海域近期面臨外部勢力以科研船、海警船與所謂「海上交通專項執法」等方式進行灰色地帶侵擾，企圖營造對相關海域的管轄權假象，並說明講話內容一再易稿，當天改到凌晨。因此，她強調：台灣不承認外部勢力在相關海域的主權或執法權，海巡署必須站在第一線，以實際執法維護海域秩序與國家主權。

身為海洋委員會主委的管碧玲博士在國家海洋日的發言，核心在於建立一個明確敘事：台灣透過海巡署的常態化執法與制度建設，持續維持海域秩序與主權實體存在，也不是比船舶噸位大小，並回應外部在周邊海域的灰色地帶行動。

針對中國大陸近期在台灣東部海域展開的海上交通專項執法與掃測行動，經過幾日的沉默，香港中國評論新聞網日昨刊登兩位大陸學者的分析見解，基於多年來的觀察，這兩位學者的見解可以說是「權威解讀」，值得台灣各界對照閱讀與深思。

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政治學研究所所長朱松嶺教授認為：此次行動的重要意義在於，中方對台灣周邊海域的權益維護，已從過去以外交表態、法律聲明為主的權利宣示，正式轉化為行政執法現場管控與實際治理實踐，已經從宣誓走到實踐。他指出，過去大陸在台灣周邊海域的作為，多集中於軍事演訓、海警巡航與應急反制；如今則進一步納入海上交通執法、航海保障、海域測繪、海難救助與權益維護等多項行政職能，形成以國家行政執法體系主導的「常態化海上綜合治理」。他將此概括為「近海治理模式」，認為這代表中國大陸對台灣周邊海域的管理，正從「單純展示能力」轉變為「制度化、常態化的治理行為」。 （相關報導： 揭仲專欄：海警編隊巡弋擴張執法範圍，迫日菲談判臺灣東面經濟海域？ ｜ 更多文章 ）

對此，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主任鄭劍教授則從主權管轄角度提出不同，但互補的觀察。他有個相當有趣而具象的形容，以往主要依靠海軍與海警等力量，如同派出「刑警」維持秩序；而此次則進一步納入海事、航保與救助部門，如同「交警」與「救助隊」共同參與。他認為，一個國家若要展現完整的主權與管轄權，不能僅依賴軍事或準軍事力量，更需要各行政部門的常態化履職。此次跨部門聯動，象徵中國在台灣東部海域管轄體系中補齊了最後一塊「馬賽克」。

朱松嶺教授強調，此次專項行動與過去單一艦艇巡航或點狀執法展示最大的不同，在於集執法、海域掃測、航海保障與應急救助於一體，形成多部門、多船型、多任務協同的綜合性海上行政行動。他認為，透過海域測繪、交通監管、巡航執法、航海保障、搜救應急及數據更新等環節的串聯，可以逐步建立完整的「治理閉環」，使中國大陸在台灣東部海域的海上執法，由過去的點狀能力展示，正式邁向制度化與常態化治理。

鄭劍也指出，此次跨部門聯動是將主權國家所能運用的合法手段全面展現，不僅彰顯行政管轄的存在，也展現國家治理能力，透過持續性的管理活動，建立海域實際管轄的事實基礎。

在戰略層面，鄭劍教授將此次行動置於第一島鏈安全競爭的脈絡中加以解讀。他認為，日本與菲律賓推動台灣東部相關海域劃界，並非單純的海洋法問題，而是美、日、菲三方試圖在第一島鏈建構「拒止防禦體系」的一部分。

鄭劍教授指出，在美國戰略資源重新調整的背景下，日本希望擺脫戰後體制束縛，菲律賓則透過強化安全合作提升戰略地位，而台灣東部海域正是第一島鏈中的關鍵節點。因此，中國大陸此次執法與掃測行動，不僅是維護主權，更具有反制外部勢力介入、破擊拒止體系的重要戰略意涵。

然而，這種「拒止體系」的理解主要反映中國大陸學界的安全認知。美國、日本與菲律賓則普遍將相關合作界定為「嚇阻」（deterrence），強調其目的在於維持區域穩定、防止單方面改變現狀、保障航行自由與強化盟友共同防衛。因此，北京當然會視之為圍堵中國的戰略安排，而美、日、菲則將其視為維護印太安全秩序的必要措施，反映出雙方截然不同的安全認知。

台灣周邊海域就是世界既有大國與新興大國兩國之間認知衝突的場域！

此次行動另一項備受關注的成果，是首度揭露完成台灣東部海域海底地圖的補充與更新。

朱松嶺教授認為，海底地圖的補齊具有法律、行政與戰略三重意義。在法律層面，可作為海洋權益主張與執法活動的支撐依據；在行政層面，有助於提升航運安全管理、海難救助、漁業管理與海洋環境監測能力；在戰略層面，完整的海底地圖意味著對相關海域空間具備更全面的認知，有助於提升海域秩序塑造能力與戰略空間管控能力。

鄭劍教授則特別強調台灣東部海域特殊的水文地理條件，包括岸坡陡峭、黑潮流經、水文條件複雜等特性。他認為，相關測繪工作不僅能為深海資源開發、安全航行及漁民作業提供科學依據，也有助於提升海難搜救效率與海上安全保障能力，同時具備一定的防務價值。 （相關報導： 揭仲專欄：海警編隊巡弋擴張執法範圍，迫日菲談判臺灣東面經濟海域？ ｜ 更多文章 ）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海底測繪與行政管理行為本身並不能直接創設主權，而是作為實際管轄與管理能力的輔助證據。真正的爭議仍在於，究竟由何方代表台灣行使周邊海域權利。北京主張台灣屬於中國，因此相關海域權利應由中國大陸行使；台灣方面則主張，中華民國政府對台灣及其周邊海域擁有實際管轄權。日菲劃界談判，突然引來目前兩岸主權敏感爭端，別有用心；而相關法理基礎本身，即構成兩岸爭議、朝野對峙的重要部分。

朱松嶺教授認為，此次專項行動代表中國大陸海上治理能力向台灣周邊海域的進一步延伸。這種延伸體現在治理範圍從台灣海峽擴展至台灣東部海域，治理手段從單一海警巡航發展為綜合行政執法，治理模式則從權利宣示轉變為完整的治理閉環。

鄭劍教授則從兩岸關係角度指出，大陸在台海問題上採取的是「後發制人」的反制模式，即「台獨挑釁一步，大陸反制一步」。他認為，每一次反制措施，都體現一次「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法理與事實，長期累積將有助於推進統一進程。他並表示，未來對台灣的治理方式，將如同對舟山群島或海南島的治理一般，涵蓋政治、法律、軍事與行政執法等多個面向。

綜合鄭劍教授與朱松嶺教授的論述，可以看出中國大陸涉台學界近期的共同趨勢，即認為對台灣周邊海域的主張，正從過去以軍事威懾與主權宣示為主，逐步轉向行政執法與常態化治理。

相對於台灣（以海委會主委管碧玲博士臉書發言為例）主要以「海巡執法」維持主權與現狀；鄭劍教授主要從安全與戰略角度出發，強調反制第一島鏈拒止體系、維護主權並促進統一進程；朱松嶺教授則更側重治理與制度建構，主張透過常態化執法、海域管理與治理閉環，塑造穩定的海上秩序。儘管兩位學者論述側重不同，但都認為台灣周邊海域應納入中國大陸治理框架之內，並不意外。

同時，相關行動也被他們解讀為強化對台灣周邊海域的「常態化管轄」與「行政執法落實」，並且反覆強調，並作為對外部勢力介入台海相關海域安排的回應。此外，亦被納入所謂「近海治理模式」之中，強調由軍事、執法與行政系統共同構成的綜合海域治理框架。

當然，在戰略與爭議層面，台灣周邊海域位於第一島鏈關鍵區域，因此也必然被置於中美及周邊國家海上安全與地緣競爭的背景下解讀。然而，相關主權與管轄權主張在國際法與兩岸政治立場上仍存在顯著分歧，使得海洋治理議題同時具有法律、政治與戰略三重爭議性。 （相關報導： 揭仲專欄：海警編隊巡弋擴張執法範圍，迫日菲談判臺灣東面經濟海域？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輔英科技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