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其澤觀點：三海聯動下的台灣警訊

六月九日，兩件看似各自獨立的事在同一天發生。日本自民黨通過進一步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議草案，強化「持續作戰能力」「新型作戰方式」與「西南防衛」等概念；同一天，中國外交部與國防部接連就日菲海域劃界與軍事合作表態，批評日菲行動損害中國海洋權益。表面上，前者屬日本內政，後者屬日菲關係，兩者互不相干；實際上，它們指向同一個更深層的變化——東海、台海、南海三個原本可分別處理的安全議題，正被第一島鏈的戰略結構重新連接成一線。此即北京所稱的「三海聯動」。

「三海聯動」雖非日本政府的正式政策名稱，措辭也帶著宣傳色彩，卻反映一個正在成形的安全現實。就連清華大學的年度外部安全風險評估，也把「三海聯動」列為二〇二六年中國周邊最突出的風險，判斷東海、台海、南海首次可能出現如此集中的共振效應。當對手與旁觀者都開始用同一個詞描述同一個結構時，這個結構就值得台灣嚴肅對待，而不該被當成單純的話術輕忽對待。

理解這個變局，要先看日本。從二〇二二年版「安保三文件」確立「反擊能力」、把戰後「專守防衛」推向「由守轉攻」，到高市早苗政府推動的這一輪修訂，日本的防衛戰略正在加速質變。它不再只把防衛範圍理解為本土及周邊海域，而是循「外延防衛」的邏輯，逐步把台灣周邊、巴士海峽、呂宋北部與南海北端，一併納入自身的安全計算。

真正使這條邊界向南固化的，是台灣問題在日本戰略思維中的升格。「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這句最初由安倍晉三於二〇二一年提出的個人言論，已在短短數年間演變為日本政界的戰略共識，並在高市政權下，透過其十一月七日的國會答詢，正式升格為與動武門檻掛鉤的官方表態：台海衝突可被認定為觸發集體自衛權的「存立危機事態」。其背後的戰略邏輯環環相扣：日本能源進口高度依賴經由台灣周邊與南海的海上生命線；台灣與日本最西端的與那國島僅相距約一百一十公里，台海若有事，戰火幾乎必然波及西南諸島；一個連台灣都無法保護的美國，又如何讓日本相信它會在日本遭攻擊時提供有效防禦；而台積電在全球先進製程的關鍵地位，更使台海穩定直接攸關日本乃至全球的產業命脈。一旦「台灣有事」由個人言論固化為政策思維，日本的安全邊界便不再止於日本列島，而會一路延伸至台灣以南的海空通道。

要把安全視野從東海、台海推向南海，單憑自身力量並不足夠，日本需要一處位於南海北端、貼近台灣南方海域、又願意接受外部安全合作的戰略支點，菲律賓正是這個選擇。菲律賓最北端的巴丹群島，距離台灣本島僅約二百公里，正好卡在巴士海峽入口；而巴士海峽連接南海與西太平洋，是台灣南方最重要的海空通道之一，也是美日等國觀察台海危機外溢的關鍵節點。透過菲律賓，日本得以在台海以南，構築更完整的戰略感知與應變能力。 （相關報導： 李其澤觀點：民意轉向和平─台灣社會正在重新校準兩岸選擇 ｜ 更多文章 ）

近年日菲合作已沿三個層次制度化推進。其一是情報共享：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八日，高市早苗與菲律賓總統馬科斯在東京會談期間，正式宣布啟動《軍事情報保護協定》（GSOMIA）談判，使日本得以更有效取得來自菲律賓前沿的資訊，強化對巴士海峽動態的監控；一旦完成，美日菲三國的情報收集、分析與運用，將連成一個近乎無縫的閉環。其二是裝備轉移：日本早已向菲律賓提供 TC-90 巡邏機，二〇二六年二月菲律賓再接收日本提供的沿海監視雷達，雙方並推進「阿武隈」級護衛艦等艦艇的轉讓談判——這些裝備名義上屬於菲律賓，實質上卻把日本的防衛技術、維修體系、訓練標準與海上監視能力，一步步帶入菲律賓的安全架構。其三是人員與後勤進入：《互惠准入協定》（RAA，二〇二四年簽署、二〇二五年生效）使自衛隊得以更便利地進入菲律賓參與訓練與演習，《物資勞務相互提供協定》（ACSA）則進一步解決燃料、彈藥與後勤保障問題。情報、裝備、人員、後勤四者結合，意味日本在菲律賓的安全存在，已不再是象徵性互訪，而是具備實際運作能力的制度化安排。

這一系列安排的象徵性頂點，是二〇二六年五月六日的實彈演練。在當年規模空前的「肩並肩」（Balikatan）聯合軍演中，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員身分參演，並於呂宋島北部發射八八式岸基反艦飛彈，擊中退役的菲律賓海軍艦艇；演習參與人員超過一萬七千人，其中日本派出約一千四百名官兵。情報負責發現目標、雷達負責監視、巡邏機負責追蹤、護衛艦負責控海、聯合巡邏負責維持存在，RAA 保障人員進入，ACSA 保障後勤補給——這套環環相扣的部署顯示，日本已把第一島鏈南段，視為一個可演練、可部署、可協調的作戰環境。

面對這一切，最容易、卻也最不精確的反應，是套用「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舊框架。北京官方敘事正是如此，以「新型軍國主義」概括日本的所有動作。但這個標籤反而削弱了分析的精度，因為它預設了一條從「擴軍」直通「侵略」的線性因果，而忽略了當代日本安全轉型的真正結構。更準確的描述是：日本正從戰後的「專守防衛國家」，轉型為一個具備聯盟協調、遠域拒止與情報整合能力的安全行為者。這種轉型的核心邏輯，其實是「拒止式威懾」——透過提高對手行動的成本與不確定性，來嚇阻片面改變現狀，而未必指向主動進攻；然而，它確實鬆動了戰後體制長期的自我約束，也必然牽動周邊國家的戒心。把它簡化為「軍國主義」，會看不清它「以威懾為名、以聯盟為體」的真實性質；但若因此否認它對區域安全結構的實質衝擊，同樣是一種選擇性的盲視。

尤其是，當日本向東南亞投射安全角色，便無法迴避歷史的重量。八十餘年前，日本曾以「大東亞共榮圈」「亞洲解放」之名包裝對外侵略，巴丹死亡行軍與馬尼拉大屠殺，至今仍是菲律賓歷史記憶中的巨大創傷。當日本重新以「自由開放的印太」「能力建設」「海上安全合作」等名義深入東南亞時，它便須比其他國家承擔更高的歷史責任與透明義務——這既是道義問題，也牽動其安全角色能否被區域真正接納的現實限度。

北京對日菲合作反應強烈，其焦慮的根源並不只在於日本與菲律賓本身，而在於這套合作可能與美國、澳洲及其他夥伴，串聯成一張更完整的第一島鏈安全網絡。從北京的視角看，東海牽涉釣魚台與海空摩擦，台海牽涉其最核心的主權敘事與軍事準備，南海則涉及島礁控制與周邊國家專屬經濟區爭議；過去三者尚可分別處理，如今若日本經菲律賓進入南海北端、美國以同盟架構串聯日菲澳、台灣南方通道又被納入共同監視與演訓，三個海域便可能被同一套危機反應邏輯連接。其結果是：台海危機不再能被限制在台灣海峽內部——一旦危機升高，巴士海峽、呂宋北部、南海北端與西太平洋航道，都可能同步成為監視、補給、部署與反介入的場域。這正是「聯動」二字最讓北京寢食難安之處。 （相關報導： 李其澤觀點：民意轉向和平─台灣社會正在重新校準兩岸選擇 ｜ 更多文章 ）

但北京的敘事，同樣有它的盲點。它把日菲靠攏描繪成「日本擴張」加「外部攪局」，卻刻意迴避一個因果關係：正是中國自身在三海同步升高的軍事與海警壓力——東海對釣魚台周邊的常態化巡航、台海的高頻度軍演、南海對菲律賓的灰色地帶施壓——才是促成日菲走近、並主動引入域外平衡的直接動因。安全困境的弔詭在此展露無遺：北京越是以「反制」之名加壓，越是把原本鬆散、各有盤算的對手，推向更緊密的結盟。馬科斯政府強化與美日澳合作，固然有被大國利用的風險，但它首先是面對南海壓力時主動尋求外部平衡的戰略選擇，而非單純的棋子；只是這一選擇也有代價——它要承擔更高的前線風險，並在東協內部加深陣營分裂，削弱東協原本以共識、平衡與低強度危機管理為核心的區域方式。

圍繞台灣問題，中日的對撞更已從言詞之爭進入實質戰略博弈。面對日本日益明確的介入姿態，中國的反制由外交抗議擴展至經濟脅迫與軍事示警：在外交上要求高市收回涉台言論並降格交流，在經濟上動用旅遊、水產、稀土等槓桿施壓，在軍事上於東海與台海周邊維持高頻度的灰色地帶活動；北京並在五月的川習峰會上，將日本「再軍事化」列為對美交涉的重點議題。三海，因此不只是三條海上戰線，更是一張把經濟脅迫、灰色地帶與軍事威懾交織在一起的複合棋盤。

如果說日菲在巴士海峽一線的軍事合作，是把台灣納入他人的「作戰圖」，那麼二〇二六年五月底以來的海域劃界爭議，則是把台灣納入他人的「法理圖」——一個更安靜、卻同樣深刻的主權警訊。五月二十八日，日菲於高市—馬科斯峰會後發表聯合聲明，宣布將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框架下，啟動劃定兩國專屬經濟區與大陸礁層海洋邊界的談判。問題的核心在於：擬議劃界的海域位於台灣以東，與台灣東部外海的專屬經濟海域主張高度重疊。換言之，兩個國家正就台灣所主張的海域進行邊界談判，談判桌上卻沒有台灣。

這使台灣同時陷入兩面受夾的處境。其一，是「被劃分」的主權困境：日菲固然強調此一劃界遵循國際法、僅適用於締約雙方而不拘束第三方，但對台灣而言，當鄰國逕自就與己方主張重疊的海域進行邊界談判，其既有漁權、海底電纜、能源探勘與航運利益，便可能在台灣缺席的情況下被默示處分，「台日漁業協議」與「台菲漁業執法合作協定」等既有機制亦面臨被邊緣化的風險——縱使是一個友台的日本，也可能為了與菲律賓達成劃界，而繞過台灣權益。這正是「主體定義權」問題在海洋法層面的具體投射。其二，是中國順勢而為的反制：北京以「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為前提，逕自將台灣以東海域納入「中方海洋權益」，對日菲劃界表達強烈反對之餘，更隨即將這一爭議轉化為單方面執法常態化的槓桿——中國海警以「針對日菲」為名，在台灣以東海域展開巡查，並宣布啟動台灣島東部海域的海上交通專項執法行動。台灣東部海域原是台灣面向太平洋的戰略縱深，也是外援與能源輸入的「後門」；如今卻可能因一紙與台灣無關的日菲劃界，被北京順勢納入海警常態化巡航與「執法」的範圍。「三海聯動」於是有了新的延伸：台海危機正從海峽正面，向台灣以東的太平洋一側擴散。 （相關報導： 李其澤觀點：民意轉向和平─台灣社會正在重新校準兩岸選擇 ｜ 更多文章 ）

在這張交織著作戰圖與法理圖的棋盤上，台灣的處境最為微妙，也最值得警覺。高市政權的強勢友台立場，無疑是重大的戰略利多，它使台海安全更深地嵌入區域同盟的關切之中。然而，台灣亦須清醒認識其中的多重風險：北京可能將對日本的不滿轉嫁為對台灣的更大壓力；日本激進的軍事擴張，可能引發區域軍備競賽的螺旋升級；外部的強硬姿態，亦可能促使中國在統一時間表上趨於急切。更根本的是，當台灣安全被捲入美中日三方的交易與博弈，台灣若不強化自身的不可替代性與自主能力，便有淪為他人籌碼的風險。

因此，真正的警訊，不在於日本是否「不安分」、菲律賓是否「選邊」，而在於台灣正被放上各方的戰略地圖與法理地圖，卻尚未先說清楚自己的利益與底線。當外部競相為台灣定位、而台灣只是被動接受時，再多的「安全」，也只是被別人安排好的安全——它首先服務的是安排者的戰略目標，未必對應台灣自身的生存利益。據此，台灣應避免兩種錯誤：其一，是把日本的安全正常化一概視為善意支援；日本固然可能在台海危機中扮演關鍵角色，但它首先服務的是日本的國家利益，台灣不能把自身安全完全寄託於日本的戰略外延之上。其二，是接受北京把所有外部安全合作都說成挑釁；台灣面對持續的軍事壓力，本就需要更強的區域安全連結。問題從來不在於是否應與印太夥伴合作，而在於如何在合作中保持主體性。

要奪回定義權，台灣需要一套以自身利益與危機管理需求為核心的「南向安全戰略」，主動提出屬於第一島鏈南段的「台灣方案」，而非被動套用他人的劇本。它不應只停留於經貿與文化交流，更應系統性地納入幾根支柱：海洋安全與海域態勢感知——巴士海峽是台灣南方的生命線，台灣應強化對該水道的獨立監偵，而非把這片海域的「定義權」完全讓渡給美日菲的情報閉環；海巡與護漁合作、海洋權益主張與海域劃界協商——以積極作為回應「被劃分」的風險，守住既有漁權與海域利益；災害救援與人道合作——以低政治敏感、高實質效益的領域為切入點，與菲律賓等鄰近國家建立可操作的互信管道；灰色地帶的常態化應對——面對海警、海上民兵與認知作戰交織的複合施壓，建立跨部會、可持續的制度化機制，而非逐案救火；關鍵基礎設施與海底電纜保護、通訊韌性與危機疏散規劃——一旦巴士海峽周邊情勢升高，台菲之間的人員疏散與航運安全，將是攸關人命的現實課題，必須事前規劃、預作演練。唯有如此，台灣才能由被動的風險承受者，轉為主動的穩定貢獻者。

當日本向南延伸、菲律賓向外借力、中國強化反制、美國重組同盟，台灣不能只當地圖上的一個節點。若不搶先定義自己的位置、利益與底線，台灣就只能任由他者代為定義：被北京定義為「問題」，被東京定義為「前沿」，被華盛頓定義為「節點」，被馬尼拉定義為「鄰近風險」。四種定義各取所需，卻沒有一種以台灣自身的生存與發展為念。在這第一島鏈重組的時代，方是台灣最該警覺之處。對一個被各方環伺、卻體量有限的行為者而言，自己擁有定義權，才是真正的戰略縱深。 （相關報導： 李其澤觀點：民意轉向和平─台灣社會正在重新校準兩岸選擇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彰師大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