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畢業典禮竟是辦在秋天!多張日據時代老照片曝光,珍貴記錄所有台灣人都該看一看

2018-01-30 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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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史上的畢業典禮,因為當政者文化的關係,日期並非總固定在六月...(圖/麥田出版提供)

台灣史上的畢業典禮,因為當政者文化的關係,日期並非總固定在六月...(圖/麥田出版提供)

曾幾何時,畢業典禮變成現今學校綜藝競技的舞臺。北一女和中山女高兩大女中的校長曾經一扮印度舞孃,一扮古代將軍主持畢業典禮;鳳凰花開,不啻意味五花八門創意競出的季節來臨。

但是,歷來並非所有的畢業典禮都在鳳凰花飛舞中創意揭開。

日治時代和戰後的學校年中行事,最大不同在於學年的始終時間相異。現在學年末尾在六月,畢業式當然在六月。半世紀以前,日本旗下的台灣學校,三月休業,「卒業式」(畢業典禮)集中於三月下半月舉行。那時節飛的不再是橘紅鳳凰,杜鵑花才是火紅熱鬧歡送畢業生的主角。

因為學年制度不同,所以前副總統謝東閔不甘異族統治,中學時潛赴「祖國」,回憶冊才會記錄為1925年「春天,我已十九歲,讀完一中四年級,將升入五年級時⋯⋯」、「民國十四年四月,寶島還剩下一絲春天的涼意,我和曹貫世踏上那充滿挑戰性而又不可知的征程,迂迴日本到上海去。」

不過,台灣近代公立學校的第一場畢業典禮,不在春三月,也不在夏六月,而是1895年的秋天10月19日,距離日本開始統治台灣的6月17日,不過四個月,台灣中部抗日民兵還和日本軍激烈交戰,日本軍剛登陸南部接管沒幾天,抗日軍領袖劉永福則正好這一天逃離台灣。

總督府學務部展開教育工作的腳步很快。首先為培訓台灣人講日本話,學務部長伊澤修二向台北商紳打聽,知道八芝蘭士林街學者輩出、文風鼎盛, 占台一個多月後,就在士林的小山丘「芝山巖」設立台灣近代第一個西式公學,稱之「芝山巖學堂」。

(圖/作者提供)
日治時期最早頒發的結業證書。(圖/麥田出版提供)

姑且不討論日治前基督教在台興學情形,純就正式官制學校來說,台灣第一個「近代學校」的第一回畢業生都是老學生。伊澤修二最初到士林,找到前清進士陳登元和舉人潘成清幫忙考試招生,考生年齡在十七到二十七歲之間。

7月16日開始上學,只六名學生,10月17日就告一段落。時間短促,所以舉辦的是「修了」(結業)證書頒發典禮。結業學生共有柯秋潔、潘光儲、潘光楷、潘光明、潘迺文、陳兆鸞和學習進度超前的二期生朱俊英七人。官方很重視,造成出席觀禮人數遠超過結業生的奇特現象。

總督府的第三號人物、民政局長水野遵(當時除總督外,各局長之上還有一位副總督)出席外,還有海軍局長、臺北縣知事(等同「縣長」) 及士林儒紳數十人到場觀禮。

這一期頒發的潘迺文的結業證書,現在還存放在士林國小校史館。看起來粗具現代的畢業證書格式,已有官防用印。跟三年後女子學校最初的畢業證書相比,後者多了「卒業證書」的標誌,畢業生的籍貫、生年與生月也標記清楚,頒發證書者也從單位變學校校長,證書更開始有編號,模樣已極接近今天的畢業證書。

(圖/作者提供)
和前張比較,畢業證書以更近似現在的格式。(圖/麥田出版提供)

後來的畢業典禮逐漸形成一套固定程序。拿1914年(大正三年)3月22日的臺南女子公學校來說,畢業典禮上午九點開始,畢業生和來賓先入座。據紀田順一郎所著《近代事物起源事典》,日本治台前,日本的畢業生曾經是先在另一房間等待,被叫到名字,領完證書再入場。沒叫到名字的就很丟臉了,有人因被留級無法畢業而大哭,讓畢業典禮現場很尷尬。

還好,在台灣的畢業典禮已經改良,由學生魚貫上台或少數學生「總代」(代表)上台領證書。

畢業證書可說是許多人數年寒窗的唯一目的,但也有人視之如敝屣,台灣第一個雕塑家黃土水就是這樣的人。作家張深切(1904年生)當初眼見黃土水領了東京美術學校的畢業證書回來,一邊忿忿說:「哼,只給我九十九分,用不著這證書!」一邊就把畢業證書撕了。黃土水自視之高,不被文憑所縛,充分展露藝術家的氣質。

日本時代各級學校的畢業典禮,容或有在上午、下午舉行的差別,容或有學校搭配學藝會或展覽會,但校長奉讀教育敕語和唱「君之代」,則是每一場畢業典禮必有的節目。

(圖/作者提供)
日本時代的畢業典禮單調,依一套公式程序進行。(圖/麥田出版提供)

「君之代」其實就是日本國歌〈君が代〉(讀作Ki-Mi-Ga-Yo),原是1880年,日本海軍為祝賀明治天皇壽誕的獻歌,詞採自一首祝人長壽的古歌,再由林廣守作曲。一八九三年,文部省指定為小學校祝祭日必唱的歌曲,慢慢被視同國歌。但一直要到一九九九年,首相小淵惠三任內,才明定為國歌。

至於「教育敕語」,指的是明治天皇的訓示。性質就像戰後台灣的「國父遺囑」和「蔣公遺訓」,學校大小典禮,非念過這兩位「世界偉人」、「民族救星」的訓誨,否則典禮無法進行。

1890年10月30日,明治天皇頒布教育敕語,全日本的學校曾舉行隆重儀式奉迎,因而成為日本教育的最高指導方針。台灣殖民地自不例外。日本治台第三年就頒布漢譯敕語,初期遇任何節慶典禮,一律中、日敕語各誦一遍。走過日本統治的老台灣人,上過學的,都曾經被要求把教育敕語背得滾瓜爛熟,而且小學畢業前必須要會默寫。

漢譯的教育敕語全文為: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國宏遠,樹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億兆一心,世濟厥美,此我國體之精華,而教育之淵源,亦實存乎此,爾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婦相和,朋友相信,恭儉持己,博愛及眾,修學習業,以啟發智能,成就德器,進廣公益,開世務,常重國憲,遵國法,一旦緩急,則義勇奉公,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如是, 不獨為朕之忠良臣民,亦足以顯彰爾祖先之遺風矣,斯道也,實我皇祖皇宗之遺訓,而子孫臣民所宜俱遵守焉,通之古今不謬,施之中外不悖,朕與爾臣民,拳拳服膺,庶幾咸一其德。」共一百九十三字,日本皇國思想全寫在上面。

日治時代的畢業典禮之無聊無味可以想見一斑。各種回憶幾乎不見談及畢業典禮,似乎可以佐證。畢業典禮上最能讓人把細胞打醒的,該是唱畢業歌了。該唱甚麼歌並未統一規定。日本本國戰前必唱的畢業歌〈螢の光〉,到台灣,有的唱,有的不唱。依《臺灣日日新報》歷年報導,畢業歌曲有師恩歌、感謝歌、送別歌等等。

(圖/作者提供)
(圖/麥田出版提供)

那時候的畢業典禮常常一個鐘頭就結束,長一些的也不超過兩小時。典禮上拿到「銀時計」(銀錶)和「市尹獎學賜金」(市長獎學金)畢竟是極少數,多的只是聽到訓話。所謂畢業,值得追想起的絕不是典禮。

作者介紹|陳柔縉

1964年出生於台灣雲林縣,台灣大學法律系司法組畢業。曾任聯合報政治組、新新聞周刊資深記者,現為知名專欄作家。

本圖/文經授權轉載自麥田出版《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
責任編輯/鐘敏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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