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時兩年、投遞了150份求職申請後，凱莉・克拉普（Kylie Klapp）退而求其次，接受了一份她最初並未考慮的工作：去一家沒有辦公室的公司上班。
這位24歲年輕人的同事們分散在全美各地的家中，大家靠Slack消息和電子郵件處理工作。他們從未在茶水間裡閒聊過，因為壓根就沒有實體辦公室。她經常連續幾天聽不到同事的聲音，也見不到同事的臉。偶爾交流時，互動也是直奔主題：「你給我分配任務，」她說，「我給你交付成果。」
在克拉普的內心深處，始終縈繞著一種被時代拋棄的恐懼。「現在的就業市場太糟了，」她說。「我需要建立人脈。」
如果這還不夠糟呢？遠程辦公「毀了我的社交生活」，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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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前，疫情迫使克拉普和同齡人在高中畢業前幾個月就回到了家。如今，許多Z世代對美國企業的辦公室依然感到陌生。儘管傑米・戴蒙（Jamie Dimon）和安迪・賈西（Andy Jassy）等企業高階主管高調呼籲員工重返辦公桌，但遠程辦公依然是職場的一大常態，許多應屆畢業生坐在家中沙發上，通過Zoom參加電話會議。
這些年輕員工有時很難與導師建立聯繫，也無法跟崗學習資深員工的經驗。新創公司創始人賈森・克勞福德（Jason Crawford）表示，遠程培訓初級員工「成本極高」。「這變成了對資深員工時間的一種隱性徵稅，」克勞福德說。他手下最優秀的員工在家裡工作效率更高，但初級員工並非如此。
應屆畢業生本就擔心人工智慧（AI）正在壓縮初級崗位的就業空間。而最新的經濟學研究更是加劇了這種焦慮：該研究指出，像克勞福德這樣的僱主對居家辦公政策的實際效果感到失望，這可能導致他們乾脆削減了對年輕員工的招聘。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研究人員6月發布的一項研究指出，在少數幾個國家，初級職位招聘數量自2019年以來下降了逾14%。這項研究分析了超過4億份線上招聘啟事，結果發現，在疫情後繼續保持遠程辦公的公司更有可能削減初級崗位的招聘。研究人員表示，招聘初級員工本質上是對其未來技能的一種押注。因此，公司的投資回報率取決於這名年輕員工的學習速度。
研究人員認為，由於遠程辦公拖慢了這一學習過程，公司會覺得年輕人才的性價比下降，從而更傾向於將資源投向年長員工。
因此，遠程辦公不僅影響了年輕員工的日常工作體驗，還讓他們未來更難找到工作。
「其影響是嚴峻的，」研究人員寫道。「這種持續的收縮掏空了未來資深員工的人才儲備，不僅會導致整體生產力下降，還會給特定群體留下傷疤。」 （相關報導： 華爾街日報》白宮如何幕後施壓，推翻美國隊吃到的世界盃紅牌 ｜ 更多文章 ）
蓋洛普（Gallup）去年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Z世代希望完全遠程辦公，而在年長一代中，這一比例超過了三分之一。軟體開發員達比・弗農（Darby Vernon）曾在一家允許員工居家辦公的公司工作，當時只有一小群年輕且大多單身的員工會去辦公室打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