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其澤觀點：沉默的大學與教授的共和國─從德國經驗看台灣升等制度的病灶與出路

談到校園霸凌，多數人想到學生之間的衝突；但在大學裡，還有一種更安靜、更難指認的霸凌。它不發生在教室，而常出現在教評會、外審程序與行政會議；它未必以辱罵呈現，卻可能透過升等、續聘、評鑑與資源分配，決定一位教師數十年的學術命運。受害者往往說不出一句可以錄音存證的惡言，拿不出一張可以驗傷的診斷書，手上只有一紙「未獲通過」的公文。和平研究學者高爾通（Johan Galtung）區分「直接暴力」與「結構暴力」：前者有明確的加害者與行為，後者內建於制度安排之中，以看似中性的規則持續產生傷害。升等不公，正是學術場域裡最典型的結構暴力。

今年七月一日，《職業安全衛生法》職場霸凌防治專章上路，台灣首次以法律定義職場霸凌，雇主負有申訴調查義務，罰鍰最高四百五十萬元；大學作為雇主、教師作為勞動者，均在涵蓋範圍之內。但新法有其邊界：它處理的是可辨識的言行霸凌，而升等不公呈現的是更隱微的「制度性霸凌」——每一步都有會議紀錄，每一道程序都有章則依據，每一次投票都符合法定人數，然而標準因人而異、理由空泛含混、救濟曠日費時。用高爾通的語言說：新法規範的是直接暴力，而升等不公是結構暴力；結構暴力沒有揮拳的瞬間，只有日復一日「合規的傷害」。

其手法值得拆解：在送審前以行政理由反覆退件拖延，使當事人錯過送審年度；在外審遴選上迴避對其領域友善的審查人；在會議中不談著作品質，卻放大枝節性的服務爭議；在表決時以無記名投票稀釋說理義務，讓否決不需要任何人負責。每一個動作單獨看都在裁量權限之內，串起來卻構成一場沒有加害人簽名的圍獵。受害教師縱使窮盡校內申訴、教育部訴願乃至行政訴訟，動輒三五年，勝訴多半只換得「重新審議」——遲來的正義，在學術生涯的時鐘上等同於沒有正義。當教師相信影響升等的不是研究與教學，而是是否得罪主管、是否屬於特定網絡，理性選擇便從創新轉向自保、從批判轉向沉默。大學於是失血兩次：先失去敢走先路的人，再失去敢說真話的人。

要診斷台灣的病灶，德國提供了最有價值的對照系——不是因為德國完美，而是因為它把「學術權威從何而來、如何被保護」這個問題，回答得最為徹底。 （相關報導： 夏一新觀點：國防醫學大學升格，軍醫教育令人擔憂 ｜ 更多文章 ）

德國《基本法》第五條第三項明文規定：「藝術與科學、研究與教學均屬自由。」這不是政策宣示，而是可直接對抗公權力的基本權利；聯邦憲法法院將「科學」界定為「一切在內容與形式上可視為探求真理之嚴肅而有計畫的嘗試」。十九世紀德國大學的「教學自由」與「學習自由」，正是現代學術自由概念的源頭。在此地基上，深受洪堡理念影響的德國大學形成以「講座原則」為核心的教授制度：W3講座教授擁有研究團隊、經費配置與學術平台，W2為獨立研究與教學的正式教授，兩者原則上以終身公務員身分任用，含加給平均月薪分別約一萬二千二百與九千六百歐元，其待遇透過「聘任談判」與「留任談判」與學術市場價值直接掛鉤——甚至參與大學自治事務亦可列入績效給付。制度用真金白銀承認：治理是學術工作的一部分，而教授的權威建立在學術資格與研究成就之上，不是行政職階。

最值得台灣注意的，是德國聘任制度中根深柢固的「禁止本校聘任」（Hausberufungsverbot）慣例：除少數例外，學者不得在完成教授資格論文的母校獲聘為教授；多數邦法甚至要求青年教授須在博士後轉換過大學、或曾在校外任職達一定年限，才能被本校職位考慮。這個看似嚴苛的設計，目的正是用制度切斷校內人情、派系與師徒網絡對聘任的支配。它與外審制度共享同一個原理：升等與聘任的公信力，來自「判斷你的人不認識你」——而台灣升等爭議的核心病灶，恰恰是這個原理的反面：外審意見大致肯定，校內教評會卻以含混的「整體表現」「服務配合」推翻，未附具體專業理由。判斷你的人不但認識你，還可能與你有恩怨。

台灣並非沒有法理資源。司法院釋字第三八〇號與四五〇號確立大學自治是講學自由的制度性保障，第四六二號更指明：教師升等涉及專業學術評價，原則上應尊重專家判斷，對專業審查意見非有具體理由不得任意推翻。三號解釋合讀，憲法訊息清楚：自治的主體是「學術專業」，不是「校內行政權力」；自治是抵禦外部干預的盾牌，不是遮蔽內部濫權的黑箱。

問題在於後續的看守。德國經驗顯示，原則需要憲法級的持續校準。二〇〇四年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標竿裁定指出：立法者將決策權授予校長等首長制機關並不違憲——但前提是權力須受實質限制，且組織設計上須確保其行使「不致對學術自由構成結構性威脅」；績效導向的資源分配亦屬合憲，但績效評量須以「學術上適當」的方式為之。二〇一六年的學程認證判決更進一步：涉及學術品質的重要事項，立法者必須自行決定、且須顧及學術的內在邏輯，不得全權委由其他機構。兩個判決為「行政強化」畫出紅線：管理可以專業化，學術判斷的主導權不容轉讓。對照之下，台灣的釋字四六二號如同一座立了牌樓卻無人巡守的城門——「非有具體理由不得推翻外審」的誡命，在實務上被「整體考量」四個字輕鬆繞過，而沒有任何機制持續檢驗這道憲法界線是否被結構性侵蝕。

德國的治理模式也提醒我們自治的正確形狀：「學術自治＋專業行政＋邦政府監督」的複合結構。教授在校務評議會、遴聘委員會、學位授予中居關鍵角色，校長院長多由教授出任、卸任回歸教研；行政負責制度支援、程序保障與資源配置；邦政府以法律、預算與任命維持公共監督。三方相互制衡，沒有一方能壟斷——而台灣部分大學的實況，卻是行政權力借自治之名坐大，外審與救濟形同虛設，形成「有自治之名、無制衡之實」的變體。 （相關報導： 夏一新觀點：國防醫學大學升格，軍醫教育令人擔憂 ｜ 更多文章 ）

持平而論，德國制度也有陰影面，而且正好照出比較的另一個維度。教授的高度保障，是建立在龐大「中層學術人員」高度不穩定之上的：《學術定期契約法》允許博士後以定期契約連續受僱多年，二〇二一年爆發的「#IchBinHanna」運動正是對「教授職位如堡壘、堡壘之下皆懸崖」結構的全國抗議；耐人尋味的是，部分大學抵制聯邦勞動保障改革時，援引的理由恰恰是「學術自由」——同一面憲法盾牌，既保護學術不受政治干預，也可能被用來遮擋改革。

這給台灣的警示是雙重的。其一，學術自治是保障學術的手段，不是特權階層的護城河；當自治只保護金字塔頂端——無論是德國的講座教授，還是台灣掌握教評會多數的資深當權者——它的正當性同樣流失。其二，台灣的問題與德國恰成鏡像：德國的病灶在教授「之下」（青年學者的不穩定），台灣的病灶在教授「之間」（升等程序淪為權力排序）。但兩者的共同解方一致：把權力關回制度的籠子，讓程序的公正性高於任何位置的既得利益。在AI足以量產「安全而平庸」論文的時代，這件事更形迫切——人類研究者僅存的優勢，正是離經叛道的問題意識與承擔失敗的知識勇氣；如果制度篩選出的是最善於適應權力結構的人，那恰恰是最容易被AI取代的人。

綜合兩地經驗，台灣升等制度的改革清單可以更精準。其一，強化說理義務：教評會作成不同於外審的不利決議，必須提出具體、專業、可受檢驗的理由並載明紀錄——這正是釋字四六二號的本旨，也是德國憲法法院「學術上適當」標準的在地翻譯。其二，落實利益迴避並引入外部性原則：與當事人有指導、合作、衝突或申訴糾紛關係者應迴避；曾對當事人施以職場霸凌、經調查認定成立者，更應強制迴避其升等、續聘與評鑑審議——德國的Hausberufung禁令證明，「不夠方便」的制度正是公信力的來源。其三，提升程序透明：評分標準、通過比率、外審遴選原則事前公開；教育部並可建立各校否決率、推翻外審比率、申訴翻案率的定期揭露，讓程序品質接受社會公評。其四，重建有效救濟：申訴機制明定時限、引入校外委員，避免「自己人審自己人」。其五，保障送審時效：對退件、補件與排會設明確期限，防止「用拖延殺人」。而貫穿五項的制度精神只有一個：像德國憲法法院那樣，把「對學術自由的結構性威脅」當成必須持續巡守的憲法紅線，而不是立完牌樓就轉身離去。

德國教授地位崇高，不是因為傳統的餘蔭，而是因為整套制度反覆確認同一件事：學術權威來自學術資格、研究成就與制度化自治，並且有憲法法院持續看守這條界線。台灣的大學不缺釋憲原則、不缺章則程序，缺的是讓原則長牙的機制——當「非有具體理由不得推翻外審」可以被四個字繞過，當救濟之路長到足以耗盡一段學術生命，制度就從保護學術的盾牌，異化為權力宰制的工具。

職場霸凌防治新法已經上路，照亮了言行的霸凌；接下來，該由大學照亮制度的暗處。真正卓越的大學，不在於多少教師順利升等，而在於即使有人批判制度、挑戰權威，仍能在公平、公開、透明的程序中接受評價。若升等考驗的不是學問而是關係、不是貢獻而是服從，被傷害的不只是個別教師，而是台灣高等教育的未來。德國經驗的最終啟示很簡單：教授的共和國之所以值得尊敬，不是因為教授有特權，而是因為在那裡，權威必須經得起制度的檢驗——這也應該是沉默的大學重新開口說話的起點。 （相關報導： 夏一新觀點：國防醫學大學升格，軍醫教育令人擔憂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德國柏林洪堡大學國際政治學博士；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