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平觀點：從教師評鑑走向教師專業支持─重新思考大學法第二十一條

近年來，大學教師評鑑所引發的爭議層出不窮。教師不服評鑑結果提起行政救濟、學校據以作成不續聘決定、校園內教師與行政之間的信任逐漸瓦解，這些事件已經不是制度執行是否周延的問題，而是制度本身是否符合大學存在目的的問題。當一項制度不斷製造衝突，並侵蝕大學最重要的價值時，我們便有必要回到根本，重新思考《大學法》第二十一條所建立的教師評鑑制度。

我們的主張並非反對教師接受專業檢視，更不是主張教師可以不受任何專業要求，而是認為現行以績效管理為核心的教師評鑑制度，應改由「教師專業成長支持系統」取而代之。支持與評鑑只有一字之差，其背後卻代表兩種完全不同的大學治理理念：前者建立在專業信任與共同成長之上，後者則建立在監督、考核與淘汰的管理邏輯。

《大學法》第一條揭示，大學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務社會為宗旨，而貫穿其中的最高價值便是學術自由。學術自由不是追求其他行政目標的工具，而是大學存在的目的本身。唯有保障教師能依據專業判斷自由研究、自由教學、自由參與公共事務，大學才能成為知識創新與民主社會的重要支柱。因此，整部《大學法》的制度設計，都應以保障學術自由為前提，而不是讓行政管理凌駕於學術自由之上。

然而，現行教師評鑑制度卻逐漸偏離了這個原則。教學、研究、輔導與服務四大面向，被切割成大量可以量化的項目，再轉換成各式各樣的點數與積分。教師工作的價值，逐漸由知識本身轉變為績效數字；教育理念則讓位於管理技術。原本協助教師反思與成長的評鑑工具，逐漸異化為行政治理的重要手段。

更令人憂慮的是，教師評鑑與教師不續聘之間已形成不當連結。教師評鑑原本屬於形成性評量，其目的在於協助教師改善教學與研究；不續聘則屬於對教師工作權的重大限制，依法應以《教師法》所規範「違反聘約且情節重大」等法定事由為基礎。若僅因未達評鑑指標，即可能面臨不續聘，無異於將形成性的專業制度轉化為懲罰性的法律制度，不僅違反比例原則，也使法律效果與制度目的嚴重失衡。

這也是現行制度最大的矛盾所在。大學一方面宣稱評鑑是協助教師專業成長，另一方面卻又將評鑑結果作為決定教師能否繼續任教的重要依據。在此情況下，教師如何可能將評鑑視為成長的機會？制度所創造的，只會是焦慮、服從與自我保護，而不是知識創新所需要的自由與冒險精神。

即使暫時擱置法理上的問題，從制度效益來看，現行教師評鑑同樣難以證明其成功提升了高等教育品質。

今天的大學教師，必須同時兼顧教學、研究、服務、輔導，以及各種行政事務與評鑑資料的準備。有限的時間被切割成許多碎片，投入各種符合制度要求的工作，而真正需要長時間投入的研究思考、教學設計與學生陪伴，反而成為最容易被壓縮的部分。學術研究原本需要長期累積，教育更需要耐心耕耘，但集點式評鑑卻要求教師不斷生產可以立即呈現的成果，最後形成的是短期績效，而不是長期卓越。 （相關報導： 周平觀點：教師評鑑與學術自由的張力─以公民不服從精神為出發點 ｜ 更多文章 ）

更嚴重的是，這套制度改變了教師對工作的理解。教師開始思考的不是「什麼值得研究」、「學生真正需要什麼」，而是「哪些事情可以換得更多點數」。研究是否重要，不如研究是否容易發表；服務是否具有公共價值，不如服務是否可以列入評鑑；教學是否真正啟發學生，不如教學成果是否容易量化。於是，手段逐漸取代目的，績效逐漸取代教育，形式逐漸取代內容。

因此，教師評鑑最大的問題，不只是它在評量教師，而是它正在重新定義什麼叫做好教師。好的教師，不再是能提出重要思想、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勇於回應公共議題的人，而是最能符合各項績效指標的人。換言之，評鑑不是單純測量教師，而是在生產一種符合管理需求的教師類型。

這也是近年國際高等教育廣受批判的新公共管理思維。原本源自企業管理的績效治理，逐漸進入大學，使教師由具有專業自主性的學者，轉變為必須持續接受考核的績效生產者。大學開始相信，只要一切都能量化，就可以提升品質；只要建立排名與競爭，就能促進卓越。然而，真正重要的教育價值、思想創新、公共關懷與學術勇氣，往往無法透過量化指標衡量。當可量化者成為唯一重要的事物，那些真正重要卻難以量化的價值，反而逐漸消失。

教師評鑑帶來的另一項深遠後果，是學術共同體文化的瓦解。過去，大學教師彼此合作，共同培養學生、共同建構知識、共同承擔大學的公共使命。如今，在個人績效導向之下，教師逐漸陷入原子化的競爭關係。每一位教師都努力累積自己的點數、計畫、論文與成果，合作讓位於競爭，分享讓位於比較，學術共同體逐漸轉變為績效共同體。

更值得警惕的是，公共精神也在這個過程中被削弱。大學教師除了研究與教學之外，還肩負批判社會、參與公共討論、監督公共政策及關懷弱勢的責任。然而，這些工作往往難以量化，也無法快速轉化為評鑑積分。制度於是向教師傳達一個訊息：真正重要的不是公共參與，而是個人績效。於是，利他精神逐漸被個人最佳化所取代，公共知識分子逐漸被績效主體所取代。

這正是現行教師評鑑制度最深層的危機。它不只是增加教師工作負擔，也不只是影響研究品質，而是在改變大學內部的權力關係與文化結構。行政管理透過評鑑深入教師日常工作，教師則因擔憂評鑑結果而調整自己的研究方向、教學內容與公共發言，形成持續的自我監控與自我規訓。長此以往，大學將逐漸失去批判精神，而教師也將失去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勇氣。

因此，我們主張重新檢討《大學法》第二十一條。大學需要的不是以淘汰為導向的教師評鑑，而是以專業成長為目標的支持制度。當教師在教學上遇到困難，應提供教學諮詢與同儕協助；研究遭遇瓶頸，應提供跨領域合作與資源支持；新進教師需要的是導師制度與專業社群，而不是一套充滿淘汰焦慮的積分制度。品質固然重要，但品質來自專業共同體的信任與支持，而不是來自持續不斷的監督與考核。

真正成熟的大學治理，不是將教師視為需要管理的對象，而是視為值得信任的專業工作者；不是以績效維持秩序，而是以學術自由孕育卓越。如果《大學法》第一條所宣示的學術自由仍是我們共同珍視的價值，那麼現在正是重新檢討教師評鑑制度的時刻。唯有從績效治理走向專業支持，從行政控制走向學術自治，我們才能讓大學重新成為追求真理、培育人才與服務社會的公共殿堂，而不是一座以積分、排名與考核為中心的管理機器。 （相關報導： 周平觀點：教師評鑑與學術自由的張力─以公民不服從精神為出發點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高教工會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