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老一輩也念過的軍國主義教典 《教育敕語》將成日本小學教材 安倍政府:沒有違法、不會反對

2017-04-07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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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敕語,翻攝自1942年3月發給今臺北市萬華區雙園國民小學畢業生《堀江國民學校第一回修了紀念帖》。(維基百科/公用領域)

教育敕語,翻攝自1942年3月發給今臺北市萬華區雙園國民小學畢業生《堀江國民學校第一回修了紀念帖》。(維基百科/公用領域)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國宏遠,樹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億兆一心,世濟厥美。此我國體之精華,而教育之淵源,亦實存乎此。爾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婦相和,朋友相信,恭儉持己,博愛及眾,修學習業,以啟發智能,成就德器。進廣公益,開世務,常重國憲,遵國法,一旦緩急,則義勇奉公,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如是,不獨為朕之忠良臣民,亦足以顯彰爾祖先之遺風矣。


斯道也,實我皇祖皇宗之遺訓,而子孫臣民,所宜俱遵守焉。通之古今不謬,施之中外不悖。朕與爾臣民,拳拳服膺,庶幾咸一其德。

——臺灣總督府官定漢譯教育敕語
 

被認為是日本軍國主義教典的《教育敕語》,在日前的森友學園風波中引起關注,日本內閣會議也於3月底通過答辯書,表示在不違反法律的情況下,政府不反對將其作為教材,並預定從2018年度起納入小學道德教育,由於《教育敕語》在二戰期間被當作軍國主義教材,多數在野黨都透露擔憂之意。 

日本當局:不反對納入教材

日本內閣會議於3月底通過政府答辯書,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在3日的記者會中,就被視為戰前、戰中教育基本理念的《教育敕語》表示,在不違反《憲法》和《教育基本法》,經過妥善考量的情況下,日本政府不會反對將《教育敕語》作為道德教材,文部科學大臣松野博一也提出看法,認為在經過深思熟慮的情況下,把《教育敕語》用於授課沒有問題。

稻田發言惹議

至今備受爭議的《教育敕語》,最早是由明治天皇在明治23年(西元1890年)10月30日時,以感想的形式發布,內容主要強調孝順父母、良好的夫婦關係的重要性,強調儒家道德的重要。許多自民黨保守派人士也認為《教育敕語》是普遍性理念,像是防衛大臣稻田朋美就曾在3月初的參議院預算委員會主張,應讓《教育敕語》的核心部分重回教材。

不過《教育敕語》的誕生,事實上並非由明治天皇親自口述或寫就,而是由曾參與起草帝國憲法草案的樞密顧問官井上毅、以及曾任天皇侍講(即明治天皇老師)的樞密顧問官元田永孚所寫就。有趣的是,雖然明治天皇對道德教育相當重視,不過兩位起草人的政治理念卻有微妙不同。井上毅重視產業革命、法治國家與立憲主義,但儒者出身的元田永孚對於文明開化跟西方知識相當不滿,曾與其發生論爭的伊藤博文在得知元田永孚也是起草人時,曾非常不滿。

為了修正過往偏重傳遞知識的學校教育,重新強調德育與儒家思想的重要性,《教育敕語》包含了忠君愛國思想,當時甚至被視為是天皇體制的精神、道德支柱,內容將國民定位成「臣民」,要求其在危急狀況下,勇於為國獻身,將為國獻身的「軍國主義」正當化,故日本參眾兩院在1948年以「損害基本人權」為由,通過《教育敕語》失效的決議。

日本政府雖不反對將《教育敕語》教材化,但同時強調是在「不違法」及「妥善考量」的情況下,不允許學校教職員向學生傳授軍國主義相關內容,菅義偉在日前的記者會上表示,《教育敕語》在現今已失去法律效力,將其作為日本教育唯一的根本理念進行指導並不適切。

2018年度起納入小學教材

針對《教育敕語》即將自2018年度起正式做為小學的道德教材,不少在野黨黨員透露擔憂,民進黨幹事長野田佳彥在3日的記者會上表示,單看《教育敕語》的部分內容的話,可能會有人產生共鳴,但全文的整體核心思想還是「主權在君」,日本當局應謹慎探討把這種思想,拿來作為教材是否合適,對政府的應對提出質疑。

共產黨書記局長小池晃則批評:「這是不正常的決定,《教育敕語》本身就違反了《憲法》和《教育基本法》,顯現出當今安倍政權的危險態度。」《教育敕語》於1890年發布後,在紀元節(2月11日)、天長節(天皇生日)、明治節(11月3日)、元旦(1月1日,又稱四方節)等四大節時,學校都會舉行儀式,由校長向全校學生朗誦《教育敕語》。

台灣老一輩也念過

在二戰十五年戰爭時期(指1931年九一八事變、八年抗戰至1945年《波茨坦宣言》日本投降期間)時,《教育敕語》一度被極端神聖化,多數學校都會將《教育敕語》與天皇、皇后的相片,一同供奉在奉安殿、奉安庫等重要場所,並要求學生背下全文,連當時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也不例外。導致《教育敕語》逐漸從原本的強調道德教育,化身軍國主義的教典。 

明治29年(西元1896年),芝山巖國語傳習所(士林國小前身)的畢業生、也就是首批在公校學習日語的學生,應該是最先讀到《教育敕語》的台灣人。當時畢業生代表柯秋潔(後來任板橋林家總管、總督府評議員)在畢業典禮上就誦讀了漢譯的《教育敕語》。明治30年台灣總統府更頒布訓令,規定台灣公私立學校都要捧讀《教育敕語》,還要以漢文加以解釋、「貫徹聖意」。

大正8年(西元1919年)的〈台灣教育令〉規定,台灣人應該符合《教育敕語》的精神,《教育敕語》後來甚至成為《公學校漢文讀本》第六卷的最後一課。中研院的學者陳瑋芬曾指出,曾經歷過日本教育的台灣長者,至今仍有人能背誦出《教育敕語》的內容。

戰後神格地位不再

二戰結束後,受駐日盟軍總司令(GHQ)佔領影響,日本不再將《教育敕語》作為教育的根本規範,同時廢除在四大節上朗誦《教育敕語》的規定,隔年(1946年)則禁止以供奉、神格心態看待《教育敕語》。日本在昭和22年(西元1947年)公布《教育基本法》時,雖一度想將《教育敕語》納為基礎,但遭到GHQ反對,而後眾參議院通過失效決議,《教育敕語》正式作廢,相關謄本遭到回收。 

由於《教育敕語》在二戰後期,多被用來講述軍紀,與軍事教育、軍國主義等連結在一起,故隨其廢除後,幾乎很少日本民眾會在公開場合聽到《教育敕語》的相關內容,但日前爆出森友學園風波時,其營運的塚本幼稚園教授學童《教育敕語》,也再次引起日本的國內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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