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老一輩也念過的軍國主義教典 《教育敕語》將成日本小學教材 安倍政府：沒有違法、不會反對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國宏遠，樹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億兆一心，世濟厥美。此我國體之精華，而教育之淵源，亦實存乎此。爾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婦相和，朋友相信，恭儉持己，博愛及眾，修學習業，以啟發智能，成就德器。進廣公益，開世務，常重國憲，遵國法，一旦緩急，則義勇奉公，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如是，不獨為朕之忠良臣民，亦足以顯彰爾祖先之遺風矣。

斯道也，實我皇祖皇宗之遺訓，而子孫臣民，所宜俱遵守焉。通之古今不謬，施之中外不悖。朕與爾臣民，拳拳服膺，庶幾咸一其德。

——臺灣總督府官定漢譯教育敕語 

被認為是日本軍國主義教典的《教育敕語》，在日前的森友學園風波中引起關注，日本內閣會議也於3月底通過答辯書，表示在不違反法律的情況下，政府不反對將其作為教材，並預定從2018年度起納入小學道德教育，由於《教育敕語》在二戰期間被當作軍國主義教材，多數在野黨都透露擔憂之意。 

日本當局：不反對納入教材

日本內閣會議於3月底通過政府答辯書，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在3日的記者會中，就被視為戰前、戰中教育基本理念的《教育敕語》表示，在不違反《憲法》和《教育基本法》，經過妥善考量的情況下，日本政府不會反對將《教育敕語》作為道德教材，文部科學大臣松野博一也提出看法，認為在經過深思熟慮的情況下，把《教育敕語》用於授課沒有問題。

稻田發言惹議

至今備受爭議的《教育敕語》，最早是由明治天皇在明治23年（西元1890年）10月30日時，以感想的形式發布，內容主要強調孝順父母、良好的夫婦關係的重要性，強調儒家道德的重要。許多自民黨保守派人士也認為《教育敕語》是普遍性理念，像是防衛大臣稻田朋美就曾在3月初的參議院預算委員會主張，應讓《教育敕語》的核心部分重回教材。

不過《教育敕語》的誕生，事實上並非由明治天皇親自口述或寫就，而是由曾參與起草帝國憲法草案的樞密顧問官井上毅、以及曾任天皇侍講（即明治天皇老師）的樞密顧問官元田永孚所寫就。有趣的是，雖然明治天皇對道德教育相當重視，不過兩位起草人的政治理念卻有微妙不同。井上毅重視產業革命、法治國家與立憲主義，但儒者出身的元田永孚對於文明開化跟西方知識相當不滿，曾與其發生論爭的伊藤博文在得知元田永孚也是起草人時，曾非常不滿。

為了修正過往偏重傳遞知識的學校教育，重新強調德育與儒家思想的重要性，《教育敕語》包含了忠君愛國思想，當時甚至被視為是天皇體制的精神、道德支柱，內容將國民定位成「臣民」，要求其在危急狀況下，勇於為國獻身，將為國獻身的「軍國主義」正當化，故日本參眾兩院在1948年以「損害基本人權」為由，通過《教育敕語》失效的決議。 （相關報導： 日本政壇也傳醜聞》「地價門」「捐款門」持續發酵 安倍晉三支持率重挫 ｜ 更多文章 ）

日本政府雖不反對將《教育敕語》教材化，但同時強調是在「不違法」及「妥善考量」的情況下，不允許學校教職員向學生傳授軍國主義相關內容，菅義偉在日前的記者會上表示，《教育敕語》在現今已失去法律效力，將其作為日本教育唯一的根本理念進行指導並不適切。

2018年度起納入小學教材

針對《教育敕語》即將自2018年度起正式做為小學的道德教材，不少在野黨黨員透露擔憂，民進黨幹事長野田佳彥在3日的記者會上表示，單看《教育敕語》的部分內容的話，可能會有人產生共鳴，但全文的整體核心思想還是「主權在君」，日本當局應謹慎探討把這種思想，拿來作為教材是否合適，對政府的應對提出質疑。

共產黨書記局長小池晃則批評：「這是不正常的決定，《教育敕語》本身就違反了《憲法》和《教育基本法》，顯現出當今安倍政權的危險態度。」《教育敕語》於1890年發布後，在紀元節（2月11日）、天長節（天皇生日）、明治節（11月3日）、元旦（1月1日，又稱四方節）等四大節時，學校都會舉行儀式，由校長向全校學生朗誦《教育敕語》。

台灣老一輩也念過

在二戰十五年戰爭時期（指1931年九一八事變、八年抗戰至1945年《波茨坦宣言》日本投降期間）時，《教育敕語》一度被極端神聖化，多數學校都會將《教育敕語》與天皇、皇后的相片，一同供奉在奉安殿、奉安庫等重要場所，並要求學生背下全文，連當時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也不例外。導致《教育敕語》逐漸從原本的強調道德教育，化身軍國主義的教典。 

明治29年（西元1896年），芝山巖國語傳習所（士林國小前身）的畢業生、也就是首批在公校學習日語的學生，應該是最先讀到《教育敕語》的台灣人。當時畢業生代表柯秋潔（後來任板橋林家總管、總督府評議員）在畢業典禮上就誦讀了漢譯的《教育敕語》。明治30年台灣總統府更頒布訓令，規定台灣公私立學校都要捧讀《教育敕語》，還要以漢文加以解釋、「貫徹聖意」。

大正8年（西元1919年）的〈台灣教育令〉規定，台灣人應該符合《教育敕語》的精神，《教育敕語》後來甚至成為《公學校漢文讀本》第六卷的最後一課。中研院的學者陳瑋芬曾指出，曾經歷過日本教育的台灣長者，至今仍有人能背誦出《教育敕語》的內容。

戰後神格地位不再

二戰結束後，受駐日盟軍總司令（GHQ）佔領影響，日本不再將《教育敕語》作為教育的根本規範，同時廢除在四大節上朗誦《教育敕語》的規定，隔年（1946年）則禁止以供奉、神格心態看待《教育敕語》。日本在昭和22年（西元1947年）公布《教育基本法》時，雖一度想將《教育敕語》納為基礎，但遭到GHQ反對，而後眾參議院通過失效決議，《教育敕語》正式作廢，相關謄本遭到回收。  （相關報導： 日本政壇也傳醜聞》「地價門」「捐款門」持續發酵 安倍晉三支持率重挫 ｜ 更多文章 ）

由於《教育敕語》在二戰後期，多被用來講述軍紀，與軍事教育、軍國主義等連結在一起，故隨其廢除後，幾乎很少日本民眾會在公開場合聽到《教育敕語》的相關內容，但日前爆出森友學園風波時，其營運的塚本幼稚園教授學童《教育敕語》，也再次引起日本的國內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