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 專屬文章 沈旭暉專欄：美中峰會的帝王級肥皂劇，上演誰的「最後晚餐」？

川普訪問北京，其實，我覺得這是很悶的話題。但與此同時，我又一直對「中美元首外交」這個題目有點奇怪感覺，因為身邊夫人當年碩士論文「研究」的，正正就是中美元首互訪，得出了石破天驚的觀察：中美元首見面越多，中美關係越重要。

當然，沒有研究員會引述這篇「論文」，但國際關係學界對國家最高領導人之間的直接互動，也的確自成一家，稱之為 「summit diplomacy (高峰外交)」。例如外交研究學者Geoffrey Berridge是長期研究這類峰會外交的權威，而從冷戰到今天，中美元首互訪足以構成一個大數據規率，幾乎已變成全球政治代表場景：有時真的可以改變世界，有時則只是把世界原有變化，用人類可以理解的方式展示出來。我們可以先重溫一些「成功」例子，然後，再說失敗的。

真正改變歷史的第一個例子，當然是尼克森 1972年訪問北京，當時中美尚未建交。

那次訪問之所以重要，自然不是因為一貫反共的尼克森突然欣賞中共，而是因為中蘇交惡後，中美第一次發現彼此有共同戰略利益。美國深陷越戰，希望利用北京牽制蘇聯；中共則希望打破國際孤立，而且也擔心蘇聯乘虛而入。《上海公報》不只是外交文件，而是直接改變冷戰三角結構的劃時代產品。其後中共獲得聯合國席位、中美正式建交、鄧小平改革開放，全部都是這次突破的副產品。

另一個沒有那麼受注目、但同樣改變世界規則的美國總統訪華例子，其實是1998年的柯林頓。

今天很多人已經忘記，曾幾何時，西方精英對中國崛起其實抱有相當樂觀、甚至帶點天真的想像。冷戰結束後，華府主流精英普遍相信「和平演變論」，相信只要中國持續融入全球化，最終就會「自然而言」成為自由主義陣營的一員。自然而言？沒錯，當時就是那麼天真。柯林頓訪華，本質上是這種 engagement strategy (接觸政策)的高峰，確立了美國「全力支持」中國融入美國領導的全球化秩序的基本國策。其後中國成功加入WTO，不用再年年用釋放政治犯和美國交換最惠國待遇，大量外資與產業鏈進入中國，中國正式變成「世界工廠」，然後，其他就是歷史了。可以說，今天中國的經濟規模，很大程度源自這段時代建立的國際環境，也就是北京官方說的「戰略機遇期」（aka美國千載難逢智障期）。

還有一個改變歷史的例子：喬治布希。 （相關報導： 怎樣才算愛台灣？賈永婕掀論戰　作家憶「外省滾出去」時代：後代竟變驅逐者 ｜ 更多文章 ）

他剛上台時，其實對中國相當警惕，曾將「北京獨裁者」和「巴格達獨裁者」薩達姆並列，將中國定義為 “strategic competitor” (戰略競爭對手)。2001年的南海撞機事件，更令中美關係一度非常緊張。但9/11事件之後，美國戰略重心轉向中東，北京則非常聰明地配合美國反恐框架，自己乘機韜光養晦搞經濟。諷刺的是，喬治布希結果反而成為歷史上訪問中國次數最多的美國總統，任內一共訪問了四次，離任後甚至被北京認可為「中國人民老朋友」。當然，「越見越友好」並不是因為雙方突然互相信任，而是因為當時中美權貴階層（不代表人民）仍然存在共同利益，即所謂「利益共同體」。

喬治布希越見越友好，有沒有中美建交後任內沒有訪問中國的美國總統？原來也有，一個是卡特，不過這時期特例，他任內中美才正式建交，來不及訪問自己就下台，他任內接待鄧小平訪美，甚至是中美關係的高峰。真正任內沒有訪華的美國總統可能大家都不大為意，就是不久前還在台上的拜登。

拜登並非不重視中國，不見面也有疫情的藉口。但無論如何，他可能是冷戰結束後最系統地將中國視為長期戰略對手的美國總統。只是他的「強硬」，不像川普般戲劇，而是制度性的：晶片出口管制、AI科技封鎖、供應鏈重組、聯盟化圍堵，都是他任內的政策，全部顯示華府已開始將中國視為長期結構性競爭者。

在拜登年代，「沒有見面」本身，已經是一種歷史訊號。

如果說尼克森、柯林頓與喬治布希代表了那些產生真正改變的中美元首峰會，歷史也存在另一類美國總統訪華：場面極大、規格極高、媒體極關注，但實際上，幾乎沒有改變任何東西，甚至只是替原本已經開始惡化的關係，提供一場各取所需的肥皂劇。

第一個例子是1975年福特總統訪華。

今天很多人已經忘記這次訪問的存在。原因很簡單：它基本上只是尼克森外交的延續，沒有自己的個性，也沒有破局的能力。當時美國深陷水門事件後的混亂，總統影響力空前下降，中國大陸則進入毛澤東晚年的權力鬥爭，雙方都沒有額外政治資本，去推動外交突破。因此場面雖然存在，但沒有真正改變任何結構，在當時的歷史脈絡，其實非常浪費。

比較近代的例子是歐巴馬。

2009年前後，全球金融海嘯剛爆發，外界曾經非常流行一個概念：「G2」。不少人認為，美中兩國可能共同管理世界秩序，當時歐巴馬訪華，國際媒體就是這樣的氛圍。

但中美真正的戰略互信，其實已經開始瓦解。那時候，美國精英逐漸覺醒，開始擔心中國崛起，北京則一直深信「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其後南海、網絡安全、亞洲再平衡等問題迅速升溫。回頭再看，歐巴馬時代的元首峰會，頗有「最後晚餐」的味道：表面仍然合作，但底層戰略共識已經消失。

不過更戲劇性的例子，始終是川普。

2017年，川普1.0訪華，北京當時以帝王級規格接待他，希望透過個人外交直接影響川普本人。然而川普是極高波動性的政治人物，他當選後未正式上任，已經和蔡英文通電話，甚至公開質疑「一中政策」（參見今天的「時間囊」經典復刻文章）。北京對川普一直帶有強烈的不安全感，只是覺得 「危險，但可能可以交易。」 結果不到一年，中美全面爆發貿易戰、科技戰，證明當結構性利益衝突形成，再盛大的元首外交場面，也不可能逆轉大方向。

不過元首外交真正有趣之處，有時也來自沒有見面，即法律概念的「omission (省略)」。見不代表很好，但不見通常就是不好。除了拜登的例子，我們也可以骨灰級考古，談談蔣介石。 （相關報導： 怎樣才算愛台灣？賈永婕掀論戰　作家憶「外省滾出去」時代：後代竟變驅逐者 ｜ 更多文章 ）

美國杜魯門總統對蔣介石長期相當反感，美國外交圈普遍認為國民政府腐敗、低效、過度依賴美援，這是蔣介石被美國幾乎放棄的重要原因。有趣的是，兩人從未真正建立過元首層級的直接互動，雙方缺乏任何個人互信，兩國之間只剩下官僚、戰略誤判與雙方的不滿。

相較下，羅斯福總統就很支持蔣介石，而二人是見過面的。開羅會議期間，二人談笑甚歡，當時羅斯福將中國視為戰後「四強」之一，大大提高了蔣介石的國際地位。雖然這種和諧很大程度只是戰時盟友關係，而不是長期穩固的互信，羅斯福去世後，美國對他的態度急轉直下，但也反映了元首外交始終有它的作用。

這次川普訪華，必須明白他與歷任美國總統外交最大的差異，不是對北京「強不強硬」，而是他很有意識繞過國內「deep state」和技術官僚行事。他不太相信國務院、外交官與傳統同盟制度，反而更相信領袖之間的個人化學作用與直接交易。過去尼克森、柯林頓、喬治布希等人的元首外交，本質上仍然是制度外交的延伸，很多協議其實早已由官僚系統談好，元首只是最後拍板。

川普則不同。

對他而言，元首外交本身就是繞過官僚、直接處理國際政治的一種方式，而他一直以「交易王」自居。這也是為甚麼他可以一面稱讚習近平，一面發動貿易戰。換句話說，川普不是不相信元首外交；相反，他可能比歷任總統都更相信「領袖本人」的重要性。只是他不認為元首外交可以建立長期共同未來，只是將峰會當作缺乏互信下，直接管理競爭的短期方式。

偏偏在川普時代，世界結構已經改變。由尼克森到歐巴馬，美國對華政策背後一直有個共同前提：美國相信，中國最終可以被納入現有國際秩序。某程度上，川普1.0已經親手終結了這個時代。到了2.0，更是不可逆轉，無論見面時談了甚麼，如果當真，未免太天真了。 （相關報導： 怎樣才算愛台灣？賈永婕掀論戰　作家憶「外省滾出去」時代：後代竟變驅逐者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香港國際關係學者，現任國立中山大學臺港國際研究中心專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