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司法院長賴浩敏日前在《台灣法律人》五週年研討會中公開質疑：一位遭立法院否決的檢察總長被提名人，竟仍可被指定代理檢察總長，「這可以嗎？」他更直言：「我們讀書人不來講，誰來講？」他這番話之所以震撼，不只是因為出自卸任司法院長之口，更因為它點出了當前台灣法治最令人不安的現象！
依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與法院組織法所建構之制度，檢察總長並非一般行政職務，而是須經總統提名、立法院同意後始得任命的重要司法官。立法院既已明確以六十一票不同意、五十票同意否決提名，賴清德總統卻旋即指定同一人代理檢察總長，可以嗎？若任何遭國會否決之人，皆可藉「代理」名義掌行同一職務權力，則國會同意權還有何意義？
令人感嘆的是，過去高舉「檢察民主化」、「檢察獨立化」旗幟的劍青檢改，對於徐錫祥遭立法院否決後，仍被指定代理檢察總長之重大憲政爭議，迄今未見正式公開評論。特別是在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公開指出，由被立法院否決者代理檢察總長，形同變相架空國會同意權，恐損害檢察公信，並呼籲賴總統收回成命之後，仍噤若寒蟬！
這樣的沉默，之所以格外刺眼，正因為劍青檢改過去曾多次強調：檢察體系必須擺脫政治干預、反對黑箱人事、維護檢察獨立與制度正當性。其過往聲明中，更曾要求檢察總長應堅守「獨立、中立、改革」立場，並反對檢察人事淪為權力工具。
然而如今，當前司法院長賴浩敏、台灣高檢署主任檢察官陳宏達及社會各界普遍質疑：遭國會正式否決之人，卻仍以「代理」名義實際掌理檢察最高權力時，劍青檢改卻異常安靜。人民自然會問：若連涉及國會同意權、民主正當性與檢察獨立如此重大之爭議，都不足以使劍青檢改發聲，那麼當年他們高喊的檢察改革精神，究竟還剩下多少？
真正的檢察改革，不應只在政治安全的議題上發聲，也不應只在特定政治氛圍下高談理想。檢察改革真正可貴的，正在於當權力就在眼前濫行時，檢察官是否仍敢堅持改革標準。否則，人民看到的，就不再是檢察改革，而是立場改革；不再是檢察制度良知，而是檢察官的政治沉默，臣服於政治權力！
更令人憂心者，不單只是檢改團體沉默，而是整個檢察體系對權力逐漸失去監督勇氣；甚至對某些重大弊案與政治爭議，開始出現「選擇性辦案」的強烈社會觀感。
近年來，社會對檢調「政治辦案」與「選擇性辦案」的質疑，早已不是零星個案，而是逐漸形成整體觀感。這種觀感，也已直接反映在司法與檢察公信力的民意調查上。
根據國立中正大學犯罪研究中心二○二六年公布之「一一四年全年度台灣民眾對司法與犯罪防制滿意度調查」，民眾對「法官能公平公正審理案件」之正面評價，已由前一年度約百分之四十五點八，大幅下滑至僅百分之三十二點九五，短短一年重跌百分之十二點八五，創近年司法信任重大警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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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檢察體系的不信任，更已不只是抽象觀感，而是出現具體而驚人的數據。根據「二○二三年司法信心年度民意調查」，民眾對檢察官滿意度僅約百分之四十九點八，遠低於警察之百分之七十點八；更值得注意的是，高達百分之八十四點七的受訪者認為「檢察官辦案會受政治力影響」，另有百分之六十七認為檢察官辦案過程會濫用權力，甚至有百分之六十點八認為檢察官辦案可能涉及收受賄賂。
這些數字背後所反映的，正是人民對檢察官是否真正獨立辦案、是否會受上級指揮、政治風向或權力壓力影響的深刻疑慮！
我國檢察體系採「檢察一體」制度，依法院組織法，上級檢察署對下級檢察官本具有指揮監督權。此制度原本目的，在於維持法令統一與辦案一致性；然而一旦社會開始普遍懷疑：檢察官辦案可能受到政治權力、行政高層或上級意志影響，則人民對檢察中立性的信任，便會迅速崩解。
最近事例如行政院長卓榮泰包機赴日觀看棒球賽事件，即引發重大爭議。外界質疑其是否利用行政權力、官股資源與特殊行政便利取得低於市場行情之包機待遇，甚至涉及圖利、背信或違反公務員廉政義務等問題。據報導，相關案件已由台北地檢署黑金組受理偵辦；然而迄今社會卻幾乎看不到具體調查進度，也未見如對待在野政治人物般的大動作搜索、約談。那人民自然會問：同樣涉及權勢與公共利益，為何辦案態度差距如此巨大？
又如近年爭議極大的光電弊案。從南部大量農地變更、魚塭光電、地方黑道介入，到地方議員、官員與特定業者之間的複雜利益關係，社會早有大量質疑與媒體揭露。然而除了零星個案外，人民至今未見檢察官對之有系統性、高層級的全面究責。
另在風電採購亦然。數千億元離岸風電利益龐大，長期存在躉購價格、外商壟斷、本土化政策與政商關係等爭議，但檢察官對相關刑事責任與利益輸送疑雲，始終缺乏令人信服的全面偵辦。
軍購問題更加顯現突兀失職。近年巨額特別預算與軍購案不斷增加，金額動輒數千億元，但對價格合理性、佣金結構、軍火商利益、採購透明度及是否存在不當中介等問題，檢調體系極少主動深入追查。人民只能看到龐大預算快速支用，卻很少看到與之相對應的司法監督力度。
疫苗與雞蛋採購爭議，人民更是記憶猶新。疫情期間，高端疫苗、快篩採購、封存合約等問題，社會曾高度關注；雞蛋進口案則涉及鉅額補貼、進口品質、報廢損失與採購程序疑義。然而這些案件歷經多年，人民感受到的，往往是「雷聲大、雨點小」，甚至不了了之檢察行動。
更諷刺的是，某些涉及高官特權的小案，亦常呈現「高高舉起、輕輕放下」。例如前監察院秘書長遭揭發使用公務車接送寵物美容，引發社會譁然。監察院本應監督百官廉潔，結果其高層自身卻出現濫用公務資源爭議。然而事件延燒後，社會亦未見檢察官有何重大法律究責作為。
類似情形，人民其實已看得太多。包括綠能開發中的地方利益輸送、天坑事件背後可能涉及之建管失靈與政商關係、環保與工程標案爭議、國營事業人事酬庸與採購問題，社會長期累積大量質疑，但真正被檢察官深入追究者卻極少。
相反的，檢察官對在野人士的辦案速度與力度，卻常形成鮮明對比。許多案件往往在輿論尚未釐清前，即快速搜索、羈押、約談，並透過媒體大量釋放偵查資訊。甚至只要涉及「中共同路人」、「反滲透」、「國安疑慮」等政治敏感標籤，檢調即可能高規格啟動偵辦。日前如基隆里長吳石金因赴陸旅遊遭羈押近月，最終法院判決無罪並給予刑事補償，即是一個典型案例。人民看到的，是先大動作政治偵辦，最後卻查無具體犯罪事證。檢察官這種「先辦再說」、「先押再說」的辦案文化，對人民自由與司法信賴的傷害極大！
檢察官依法應代表國家公益，而非代表政黨與政權利益。其核心價值，在於客觀、中立與依法偵辦刑案。然而若檢察官對執政權力輕輕放下、對在野陣營重拳出擊，人民終將不再相信檢察官是在維護法律，而會認為檢察官只是政治工具。一旦如此，受傷的不只是在野政治人物，而是整個憲政民主法治的根基，因為憲政民主法治體制中最可怕的，不是檢察官辦錯案，而是檢察官不能嚴守中立，失去公義靈魂的胡亂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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