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出生的黃麗文在小學五年級那年，隨父母移民到加拿大多倫多。40多歲的黃麗文對BBC說，對於離開，她是不太情願，也不太理解父母當時的初衷。
隨後，她在加拿大一路升學並在當地工作了數年。有了一定的積累後，她決定回流，隻身返回香港。
「心裡想著（自己）可能一、兩年就會回去加拿大。」，她說，只是自己沒料到竟然一待就是16年。2020年《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她無奈地再次離開，不同的是，這次是經過深思熟慮。
有鑑於國安法會為香港社會帶來的改變，以及可能會為她帶來的風險，黃麗文說，她可能難以再回去香港，也不想去冒這個險。 她說，五年後回望， 「我到現在還很想念（香港）的。」
有學者分析，在香港主權移交前數年移民是基於對當時不確定性的擔憂，為自己留一條後路，後來回流是不少人的選擇；而過去五年的這波移民潮，更多是《國安法》下政治環境大變，人們為了避險而作出的決定。
「97移民潮」
1980年代，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問題展開談判，之後簽訂《中英聯合聲明》，確立1997年香港主權會移交中國。由於對香港前途及未來的不確定，社會上開始出現不少移民的討論及準備。這期間，中國北京又爆發了「六四」事件，在這背景下，觸發香港大規模的移民潮。
根據香港政府估算，1987年至1996年間，約有50萬人移居外地，佔當時人口的8%。
隨著主權移交前後，移民人數亦開始逐漸回落。 據香港保安局數據，1994年之後移居海外人數持續下跌。
移民潮過後，獲得了外國公民身份和居留權的香港移民，看到當時作為亞洲「四小龍」的香港經濟起飛、而主權移交後社會亦未見有太大變化，故不少人選擇返回香港定居。大約在2000年前後，形成了一股「回流潮」。
香港政府2003年發佈的人口政策專責小組報告書稱：「實際回流人數雖然並不清楚，但肯定相當可觀。」
2020年《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出現新一輪移民潮，至今約有30萬人移居海外。據英國內政部的數據，截至2025年3月，共批出約17.9萬宗申BNO簽證申請，有約16.3萬人已抵埠。
香港特區政府行政長官李家超在2022年剛上任的時候，曾稱不會用「移民潮」字眼去談論港人移民的現象，又稱各人離港的背景和原因並不相同。
黃麗文記得，當時年紀小小的她，並不理解家人移民的決定。
「那時候，我是覺得『六四 』發生在中國而已，為什麼在香港都要這麼害怕呢？ 爸爸那時候就說，因為回歸，遲些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因為不想跟朋友同學分開，故年幼的她並不想離開，「但那時候是沒有決定權的，就是爸爸媽媽說移民，那就移了，那就過來了。」
她說，當年網絡還未興起，能夠通訊的方式並不多，要維繫彼此之間的情感只能靠著書信，「長途電話也很貴……那個時候真的有一個很離別的感覺。」
然而，隨著90年代愈來愈多香港人移民，她在加拿大也有著愈來愈多與她有著同樣背景、來自香港的同學，「到我上高中的時候，我的學校就變了，有七、八成學生都是香港人，我們（在校園）是說廣東話的。」
大學畢業之後，黃麗文曾經在當地的中文電台工作數年，後來遇到事業上的瓶頸，聽到別人談及香港的機會較多，「我就覺得為什麼不回去試一下呢？」
萌生這個想法後一個月內她就辭了職。黃麗文2004年獨自一人回到香港。那時候，她身邊也有不少中學同學回去香港發展，「其實那時候大家都覺得香港是一個實驗，他們會覺得應該好像工作假期一樣，你回去一年，也會回來（加拿大）的。」
任職公關行業的黃麗文說，當時選擇留在香港， 因為那裡一直不斷在變化的環境，讓她感到自己一直在學習新的事物；而如果繼續留在加拿大，她自身也不會有任何轉變與成長，「唯有在香港才有那個很極速的成長。」
黃麗文在香港成立了自己的公關公司，也在這裡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她坦言起初並沒有留意太多香港的政治與時事，直到2011年兒子出生，不久之後政府擬在香港推行國民教育，引起了之後一連串的「反國教」行動。 黃麗文回憶道，那是她第一次出來參與遊行示威，「那一刻是真的讓我覺得政治離我們很近了，就是跟我的兒子有關，所以我就出去遊行。」
後來，她的公關公司在2019年反修例運動期間響應過罷工的號召；也在2020年曾經擔任過香港商人周小龍參選立法會時候的競選公關。
周小龍曾被中國官媒點名批評宣揚「港獨」。 由於擔任了他的公關，公司的其他客戶「開始很不舒服，」也覺得她走得「太前」。
在國安法於6月30日實施的那一天，黃麗文正在負責周小龍的記者招待會，宣佈位於荃灣愉景新城的童裝店Chickeeduck分店，將會移走擺放於店內的「民主女神像」。
她對於這樣的香港開始感到陌生，也沒有想過香港會走到這樣的地步。
另一方面，在疫情影響之下，黃麗文公司的經營也變得更為困難，考慮過後，她決定結束這一盤生意，並且於2020年底離開香港。
「買一個保險」
早年随父母移民紐西蘭（新西蘭）又「回流」的李先生，在2021年帶著妻子和子女重回紐西蘭生活。 他說，當時父母移民決定，讓他能夠有多一個選擇，路也能走得比其他人容易及平順一點，「對我來說也是感激的。」
「六四」事件發生三年後，讀中三的李先生隨家人移民到紐西蘭。
今年47歲的李先生接受BBC訪問時表示，當時父母沒有特別向他交代移民的原因，但他已經有在留意社會時事，或多或少也理解為什麼父母想要離開香港。 對於父母的抉擇，現在回看，李先生說，知道那是為他著想的決定，為他留下一條退路。
而目前最多港人透過BNO簽證移民、並且曾經殖民統治香港的英國，於1990年代推出俗稱「居英權計劃」的英國國籍甄選計劃，讓五萬名合資格港人及家屬透過計劃登記成為英國公民。
加拿大卑詩大學社工系教授殷妙仲接受BBC訪問時指，當年這些直接獲得英籍的香港人，有很多人都未必移居到英國生活。
加拿大國王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黃智斌告訴BBC，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的移民潮中，大部分移民離開香港主要是對於未來有著不確定的感覺，「對他們來說，其實只是買一個未來，那個心態比較多是這樣，所以很多人拿了護照後，（移民國）條件不太好就會回去。」
同是47歲的楊先生是在1995年、16歲的時候跟隨家人移民到加拿大，在當地讀完大學之後，有鑑於加拿大當地的工作機會不多，大約2002年的時候，他自己一人回到香港尋找工作。
看到香港在主權移交之後，那時的面貌沒有太大的改變，也讓他對於「回流」香港這件事增添多了一份信心，「好像真的有一個（跟大陸）不同的制度。」
那時候，身邊不少曾經移民離開的同學，又或者是在加拿大認識的香港同學，都選擇回流香港，讓他們能夠再次於香港見面與聚舊。 後來，楊先生的家人也陸續返回香港。
在回到香港之後，不久之後就遇上了SARS疫情，但有很長一段時間，楊先生都以為自己會一直留在香港生活。 直到成家立室，有了小朋友之後，他有思考過是否需要再次「回流」加拿大，讓下一代在一個較好的教育環境下成長。
自前行政長官梁振英2012年上台後，發生了反國教運動、免費電視牌照爭議、碼頭工人罷工等事情，隨後2014年雨傘運動的爆發，開始讓他感到不太舒服，「整個氣氛都開始改變了。」
楊先生坦言感受很差，「有心痛的感覺。」 過去關注社會時事的他，也曾經就著一些社會議題走出來遊行發聲，直到空間遂漸壓縮，他開始思考再次移民的事情。
在BNO簽證仍未推出的時候，楊先生曾經跟太太商量過是否重新回去加拿大生活，但他在那邊已經沒有親人，換言之「再回流」一切都需要重新開展。 後來太太的家人也透露有著移民的打算，當BNO簽證公佈之後，他們一家與太太的家人2022年便一起申請移民到英國。
楊先生說，他沒有想過自己會有一天需要再次離開香港。相對於上一次的移民，他認為當時是處於一個不確定的狀態，也未知道未來會如何改變，但這一次，他是因為改變而離開，也對於要再次離開感到傷感。
「二次回流」的現象
這些在1997年前移民到其他國家，隨後「回流」香港工作，近年再從香港出走，「回流」到當初移民目的地國家的現象，又被稱為是「二次（雙向）回流」。
除了社會環境的因素外，也有一些人是選擇回到外國退休。
當時，他們一家選擇以「太空人」的方式移民，當時40歲的黎則奮留在香港繼續工作賺錢，而太太及兒子則留在加拿大。 那些年間，他大概一年會飛往加拿大一、兩次探望家人。
那一波的移民潮， 不少家庭也選擇了這種分隔兩地的方式。在獲得加拿大的公民身份後，黎則奮的家人也於1994年回到了香港。
早在《香港國安法》生效之前，黎則奮已於2018年回到加拿大退休。
對黎則奮來說，自從妻兒回流到香港之後，儘管因工作關係，與香港社會時事有緊密接觸，見證著香港這一路以來的轉變，但他沒有想過會再次重回加拿大。只是妻子的家人定居在加拿大，在她希望與家人團聚的背景下，最終也搬到了加拿大溫哥華生活。
相比起其他人，黎則奮也在訪問中坦言，自己的選擇跟香港的政治環境沒有那麼直接的關連。 他說，這些年間，也認識了一些退休之後回流到加拿大的港人，「都是60多歲的那群人。」
殷妙仲說，有一些人是在「回流」香港生活工作，退休之後又重回加拿大，對於這些人來說，也許「香港不是退休的好環境」。
殷妙仲曾經就加拿大的「二次回流」現象進行過研究，他表示，這個情況在2014年香港爆發雨傘運動之後，看到有開始增加的趨勢，但由於沒有實際對於流「二次回流」人數的統計，故目前難以得知有多少人重新回到加拿大生活。
他說，這些「二次回流」港人當中，很多都是過去的移民二代，在完成學業後回港工作，在有了小朋友之後，很多人選擇回到加拿大，讓下一代在當地接受教育。他表示，儘管這些港人沒有直接明確將回流與政治環境掛勾，但也會認為香港的教育情況不太理想。
他說，相比起新一批的移民，尤其是仍在申請等候永久居留權、未獲得公民身份的港人，在未明確的情況之下，或會選擇「回流」香港；但那些返回加拿大的港人本身擁有加拿大的國籍，在目前的社會環境下，基本上也不打算再返回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