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清德總統不久前提出「民主制度要不斷打掉雜質」的說法，初聽之下似乎是一句正向的改革語言，強調政治清明與制度革新。然而，在當前社會氛圍與政治對立持續升高的脈絡下，這句話所承載的政治隱喻與象徵意涵，值得更審慎地檢視。
語言塑造現實，特別是當它來自國家最高領導人之口。當政府訴求「清除雜質」作為民主深化的手段，問題便轉化為：誰是雜質？由誰界定？哪些聲音被視為異常、哪些行動被暗示為應被剷除？這些問題的答案，關乎的是我們對民主政治的基本想像。
當語言預設敵我，民主風險也隨之升高
「打掉雜質」這類話語，其實並不陌生。歷史上極權體制常用類似的語言架構來合理化對異議分子的排除。例如納粹德國以「民族純化」為名將猶太人、左翼份子與各種異己標示為「毒素」與「病原體」；史達林時期的蘇聯，也習慣以「階級敵人」與「反革命份子」的概念進行語言上的標靶，隨後配合政治清洗與強制消音。
這類語言有一共同特徵：它們看似針對結構、針對制度、針對效率，但實際上卻透過模糊的隱喻，把異議群體轉化為「應清除」的象徵。他們不再只是「意見不同者」，而是「破壞整體的人」，這使後續的政治壓制與動員行為具有正當性與道德優勢。
台灣當然不是極權國家，但當總統的語言帶有隱性分類、去人化的意味，而社會與媒體又未加批判地跟進，便可能在不知不覺間讓民主社會滑向對多元聲音容忍度降低的方向。
罷免運動成為「雜質」隱喻的對象？
觀察最近啟動的「大罷免行動」，不難發現這波由基層民間發起、針對部分立委的不信任動員，雖然程序合法、訴求明確，但卻遭遇前所未見的行政干預與輿論壓力。例如，部分志工與主辦人被警方以各種理由約談、連署據點遭施壓、甚至有民代質疑罷免資金來源「不單純」。原本屬於公民基本政治參與的制度性工具，彷彿成了需要警戒與管制的「異常行動」。
與此同時，民進黨過去在在野期間曾積極使用罷免制度，例如罷韓國瑜、罷黃捷、罷王浩宇等案例，不僅未遭遇相同層級的行政干預，甚至獲得媒體與知識界的高度支持。如今情勢逆轉，不禁讓人質疑：執政者口中的「雜質」，是否指涉的正是這些無法掌控的基層異議聲音？
若我們把賴總統「打掉雜質」的語言，與政府系統對罷免行動的回應放在同一脈絡來看，不難發現一種潛在邏輯：罷免不再被視為民意的正常表達，而是體制內部的「異常分子」；公民參與不再是民主的活力展現，而是必須加以控管的「不確定因子」。
民主能不能承受「非理想民意」的出現？
值得提醒的是，罷免制度本身即是台灣民主憲政設計中的重要一環，它保障選民在任期中對公職人員的不滿有補救管道，讓代議制度中的民意扭曲能有機會被修正。雖然罷免行動在實務上常有政治操作空間，但制度本身不應因使用者的政治立場不同而遭差別對待。
事實上，民主制度的本質之一，就是容納那些不被期待、甚至令人感到不安的參與。政府若只接受有組織、有禮貌、體制友善的參與，而對自發、不符主流敘事的聲音產生敵意，這樣的民主就已經喪失其本質的開放性與多元性。
換句話說，真正的民主成熟，不是體現在對於支持者的擁抱，而是在面對反對者時的容忍與謙卑。
誰才是民主裡真正的雜質？
我們不否認政府有權倡議改革、捍衛制度正義，甚至可以批評不實訊息與惡意動員。但這一切都必須建立在一個基本前提上—公民行使基本權利的行為不應被標示為「雜質」、不應因立場不同就被制度性冷處理或邊緣化。
語言不是無害的。當國家領導人用「打掉雜質」來形容改革願景時，也許只是一種比喻，但在具體政治實踐中，這種語言會形塑一種治理傾向：只要不符主流就可能被視為破壞者，只要不在既有體制內就可能被排除、被懷疑，甚至被打壓。
今日罷免行動的推展過程已成為試金石—我們看到的，不只是人民對立委的審判，更是體制是否容納多元民意、是否容忍異議能量的壓力測試。
「打掉雜質」的語言也許能贏得一時政治掌聲，但若它最終變成政權排除異議的口號，那麼真正需要被民主制度排除的，恐怕不是人民的聲音，而是對反對聲音失去耐性的統治習慣與語言傲慢。 （相關報導： 風評：賴清德的「團結」，讓人不寒而慄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精神科醫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