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蕙如觀點：治理的缺席─數位發展部與新聞產業的民主落差

新聞媒體在台灣正面臨一場緩慢卻深刻的崩壞。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正在發生的現實。從資深記者一個個離開職場，到地方新聞逐漸失聲，新聞行業追求真相傳遞資訊的裂痕肉眼可見。更令人憂心的是，越來越多年輕學生不再將記者視為可以長久投入的志業，即便畢業後懷抱熱情選擇踏入，也往往在幾年內面臨轉行抉擇，或在過勞與低薪中燃盡熱情。這不只是媒體產業的困境，更是民主社會失去資訊與監督基礎的警訊。

這幾年，我們看著局勢逐步惡化，更看著一個本應帶頭改革、設計制度的部會——數位發展部——始終選擇觀望、拖延與閃避。數發部的成立，曾讓人抱有一絲期待：是否能正視平台壟斷、回應新聞價值的流失？但從2022年成立至今，它的作為幾乎讓人失望。會議、協商辦了很多，報告也寫了不少，卻清一色是「蒐集意見中」、「凝聚共識中」、「研議中」這些沒有時限、也不需承擔的文字遊戲。

國際早已行動，台灣卻還在研議中

我們不是沒時間，也不是沒參考對象。澳洲2021年就通過《新聞媒體與數位平台強制議價法》，加拿大、歐盟、南非等各國也紛紛跟進。這不只是一場新聞與平台之間的攻防戰，更是民主與壟斷的對決。只有台灣，從2021年喊出「新聞有價」以來，到現在還在「說明會」階段。

更令人無言的是，當Google在2023年宣布成立每年一億元、為期三年的「新聞共榮基金」時，數位發展部竟然當成政策成果宣傳。不但在媒體上高調稱讚Google「展現誠意」，還公開表示「樂見對話有成果」、「盼望其他平台跟進」──彷彿這是一項行政部門推動的制度進展。

但這只是一筆Google單方面決定如何分配、由民間機構操作的補助金，根本沒有法律拘束力，也沒有任何分潤的結構正義基礎。這種由平台自行決定「誰可以拿錢、拿多少、拿多久」的安排，怎麼能替代制度性的新聞議價與新聞基金制度？

更關鍵的是，這類「共榮基金」完全無法解決記者過勞、薪資倒退、地方新聞資源枯竭、公共監督功能弱化等新聞生態的深層結構問題。難道政府真的相信靠一點點平台施捨，就能填補新聞產業十年來的系統性失血？如果行政機關連最基本的立法責任都不願扛，只能依靠跨國企業「展現善意」，那不只是治理失能，更是國家對第四權的委婉投降。

我們要的，不是「共榮」的幻象，而是真正的制度改革。

從2022年到現在，我們聽過太多承諾。2022年10月，部長在立法院說「一個月內跨部會協調」。2022年12月又說「2023年第一季會提出方案」。然後呢？跳票、再跳票，2024年連草案影子都沒有。直到2025年立法院辦公聽會、民間連署破千、新聞學界與業界共同發聲，才終於鬆口說「年底前會提出對案」。請問，新聞業還能等到年底嗎？這不只是失職，而是一種制度性的拖延，是一種以行政手段掩蓋政治選擇的說詞：部會口頭上說在推動，實際上卻讓政策停留在口號與研議的輪迴裡。 （相關報導： 風評：媒體自宮，民主破功？ ｜ 更多文章 ）

民眾從「罵媒體」到對「新聞」無感——沉默才是真正的危機

新聞的崩壞，不只發生在產業內部。社會整體的感知也正在快速轉變。從早年民眾對「媒體不公正」、「報導有偏見」等批判、謾罵與監督，到如今的冷漠、無感、甚至不在乎自己社群頁面上還有沒有真正的新聞。人們不再在乎記者，也不再期待新聞。這種從「憤怒」到「沉默」的轉變，才是真正令人不寒而慄的警訊。當新聞變得可有可無，當民眾失去對公共訊息的基本信任，民主的土壤就會枯萎。新聞還在生產，但它被看不見，也不再被需要。

從2012年到2023年，台灣的數位廣告市場從116億暴增到610億，幾乎全部被Google與Meta吸走；傳統媒體的廣告收入卻從425億跌到210億。新聞預算被壓縮、專業流失、查證不足成常態，而地方新聞與邊緣議題更被平台演算法直接消音。這不只是新聞產業的困境，而是民主資訊基礎的崩壞。當平台能免費使用新聞來換流量、賣廣告，卻不用負擔任何成本，這種掠奪模式根本無法長久。

改革不能再拖，新聞不能再等

數發部這幾年最常掛在嘴邊的說法就是「新聞業與平台共識還沒成熟」、「還需要凝聚意見」。但我們必須誠實面對：學界、媒體、工會、學生、公民團體，能發聲的都發聲了；連立法院都有跨黨派版本的草案提出。剩下的，是你們還沒決定要不要做。數發部曾說「若需立法願成主管機關」，但始終不曾主動送出行政院版草案；說「責無旁貸」，卻次次旁觀。這些不作為與閃避，不只是治理失能，而是一種刻意冷漠與行政逃逸。

我們無法再等待，新聞產業也等不起了。這場制度改革，不是為了讓哪一間媒體得利，也不是為了特定利益的分配，而是為了確保台灣仍有可信的新聞、有公共討論的空間、有民主能持續運作的基礎。當前的新聞生態，早已沒有多餘的半年、一年可以消耗。

我們期待數位發展部提出明確承諾：不只是表示支持，而是實質行動——包括提出行政草案、設定立法時程、啟動協商程序。不要再以「對話持續中」作為迴避的藉口，也不要再將「共榮基金」這類缺乏制度基礎的補助措施，誤導為政策成果。

如果行政機關有不同立場，請公開說明；若不願承擔改革責任，則應讓立法院與公民社會接手推動。新聞工作者的時間與心力，已不容再被消磨。台灣需要的是明確的制度路徑，而不是一再拖延的行政空轉。

改革，不應再是等待中的詞語。新聞不能再等，民主也不能再等。 （相關報導： 風評：媒體自宮，民主破功？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台大新聞所副教授，新聞議價與基金立法行動小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