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聯合報發表2026「兩岸關係年度大調查」顯示，今年有五成三民眾主張台灣應該「永遠維持現狀」，比例佔最多數。另外有三成二主張獨立，一成二主張統一；其中，主張獨立的人較去年增加七個百分點，是近十年調查的第三高。民調結果確實反映出普遍的社會心態正在發生變化，這種變化若被解讀為台灣正集體走向衝撞，恐怕引發大陸對寄望兩岸和平統一失去耐性與期盼，轉而會採用非和平方式來完成統一，屆時將是一場浩劫災難。
從民調數字看，台灣社會最大的共識仍是「維持現狀」。這是一個務實選擇：不急統、不急獨，避免戰爭，保留生活方式與民主制度。但值得注意的是，主張獨立者增加，說明部分民眾對中國大陸的信任感下降，也對兩岸未來缺乏安全感。這雖然不代表他們願意承擔戰爭代價，而更可能是一種身份認同與政治不滿的表達。
近年來兩岸互信惡化，台灣內部去中國化的教育課綱、媒體與政黨敘事，深深影響年輕世代對兩岸歷史與中國認同的理解。若公共討論只剩下「愛台」與「賣台」的二分法，社會便很難形成成熟的戰略思考。教育不應被任何政黨拿來塑造單一意識形態。課綱可以調整，但不應使年輕人只看見一種歷史敘事、一種身份想像，更不應讓學生在不了解戰爭代價的情況下，把政治口號當成勇敢。真正負責任的教育，應讓年輕人理解兩岸歷史的複雜性、國際政治的殘酷性，以及和平的脆弱性。
賴清德政府在兩岸政策上的民意評價雖較去年回升，但不滿意者仍過半，顯示社會對其處理兩岸關係仍有疑慮。政府不能只把民調好轉視為政治成績，更應正視過半民眾對兩岸風險的不安。領導人最重要的責任，是在捍衛民主制度與生活方式的同時，避免把台灣推向戰爭。這需要三項能力：第一，對內誠實說明風險，不以情緒動員取代政策溝通；第二，對外避免挑釁性語言，不讓北京取得升高壓力的藉口；第三，持續維持與美、日等國關係，但不能誤以為外部支持等同於戰爭保證。
台灣社會也必須清醒理解，戰爭不是網路辯論，不是選舉標語，更不是身份表態的延伸。一旦台海爆發軍事衝突，受害最深的必然是台灣人民。基礎建設、金融秩序、能源供應、產業鏈與日常生活，都將面臨巨大破壞。任何負責任的政治力量，都不應輕率把兩岸推向不可逆的對抗。目前最危險的局面，是雙方都用對方最激進的聲音來定義整體社會。台灣若把大陸完全視為敵人，大陸若把台灣民意變化完全視為分裂挑釁，雙方就會逐步失去妥協空間。久而久之，軍事部署、政治語言與民間情緒會相互推動，最後讓原本多數人不願見到的衝突，變成看似無可避免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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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台灣應重新建立理性的兩岸論述，想要維持現狀不是懦弱，而是在實力不對稱與國際變局中保護台灣的務實選擇。追求和平也不是投降，而是對兩千三百萬人生命財產負責。任何政黨若把台灣前途變成選舉提款機，都應受到社會監督。未來台灣最需要的，不是更尖銳的口號，而是更成熟的公共辯論。年輕人有權形成自己的認同，但也應被完整告知選擇的代價。政府有責任維護主權與安全，但也必須把避戰列為最高政治倫理。這份多數民意其實是台海和平最重要的緩衝，真正有智慧的政治，不是煽動恐懼，也不是迎合激情，而是在危險時代守住和平、降低誤判，讓台灣人民不必在戰爭陰影下決定自己的未來。
探討兩岸同屬華夏族裔、擁有共同血緣，卻在近代出現分離意識的成因，實為理解當代兩岸關係發展的關鍵。這段歷史轉折可由兩次政權交替的對比中看出端倪：1895年甲午戰敗，清廷將台灣割讓予日本，日軍進駐時遭到台灣軍民的頑強抵抗（如乙未戰爭），顯見當時民眾強烈抗拒異族統治；反觀二戰後日本投降，國民政府派遣陳儀接收台灣之初，台灣社會並未發生集體抗拒，反而普遍抱持回歸祖國的期待。此一對比印證了台灣歷經半世紀的日據殖民與皇民化政策，其國族認同在情感上仍傾向母國。
然而，台灣回歸後因政經體制與文化的摩擦，不幸爆發「二二八事件」，致使本省居民與新移入的外省群體之間產生嫌隙與敵意。隨後，在長期的戒嚴高壓治理下，部分民眾轉而反抗國民黨政府，進而催生了台灣獨立的主張。當時政府對此類分離主義思潮採取全面圍堵與嚴厲整肅，致使獨派活動無法在島內立足。這使得早期的台獨運動者（如廖文毅）多數流亡日本；而到了後期，則有如張燦鍙等赴美留學生，將運動重心轉移至美國發展。
在威權統治時期，國民黨掌握了島內一切政治與經濟資源。當時雖開放少數基層的縣市長與議員選舉，但大體仍由體制內代表所壟斷。由中國大陸隨軍遷台的青年黨、民社黨，或是少數不具黨籍的「黨外」當選者，在當時的政壇皆屬鳳毛麟角。轉折點出現在中央民意代表的「增額立法委員」補選。民國67年（1978年）底，正當選舉熱烈進行之際，美國宣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並與中華民國斷交，政府隨即以國家安全為由宣布中止選舉。此舉反而促使黨外勢力加速全台串聯，巡迴演講的風潮自此興起。隨後，以黃信介、施明德為首的黨外人士集結於高雄市中正路與中山路大圓環公開演講，在與威權體制的強烈激突下，爆發了歷史性的「美麗島事件」。國民黨隨後展開大搜捕，黃信介、施明德、呂秀蓮等人皆被施以嚴厲的軍事審判。
美麗島事件後，國民黨於民國69年及72年再度恢復增額立委選舉。經歷血腥整肅的黨外人士意識到，唯有走向組織化才能有效對抗體制。在費希平的號召下，「黨外公共政策研究會」（公政會）在全台各大選區相繼成立，成為推舉反對運動候選人的核心組織。以高雄為例，便發展出「港都分會」與「打狗分會」等在地組織，並推舉出代表地方發聲的候選人。民國75年（1986年）9月28日，「黨外選舉後援會」在台北圓山大飯店召開大會，公開向社會推薦各選區候選人。會議中，與會人士提出應當場突破黨禁、宣布組黨，朱高正更強力主張必須把握此一歷史窗口，否則組黨之期將遙遙無期。在隨時可能面臨逮捕與戒嚴法令治罪的極大壓力下，與會的26位黨外先驅毅然實名簽署。當時眾人皆已做好繫獄的心理準備，最終在當天傍晚正式宣布「民主進步黨」成立。值得注意的是，民進黨建黨初期的核心訴求，主要聚焦於「開放黨禁」與「開放報禁」，核心關懷在於爭取自由民主與保障基本民權，在當時的歷史時空下，並未延伸至兩岸關係的統獨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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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進黨建黨與發展的進程中，以《新潮流》雜誌為核心的派系崛起，對台灣政治走向產生了深遠影響。黨外時期，洪奇昌、邱義仁、吳乃仁與林濁水等新世代知識分子發行《新潮流》，廣泛吸納年輕力量並深度參與社會運動。民進黨成立後，新潮流結集體制內力量，在黨內展現高度的組織化特徵。首屆黨主席選舉中，新潮流支持江鵬堅擊敗費希平，隨後又協力姚嘉文奪下黨魁，迅速奠定了其在黨內不可或缺的戰略地位。
即便在黃信介領導黨中央的溫和路線時期，新潮流仍持續擴張基層實力。1991年民進黨第五屆全國黨代表大會上，由林濁水起草主導，將「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正式列入黨綱，象徵著台灣獨立主張走向制度化。與此同時，新潮流亦積極介入勞工運動，與當時剛成立的工黨爭奪社運論述與勞工資源，並派員赴美汲取海外運動經驗，在地方派系經營上逐漸佔據要津。新潮流的長期深耕，最終孕育出當前的國家領導人賴清德。這位自承為「務實台獨工作者」的政治人物，在民進黨內部競爭中展現出高度的政治彈性，於競逐提名失利後轉任蔡英文的副手。四年後，他成功接掌大權。在其就職演說中，賴清德明確闡述「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的兩岸定位，強調中華民國的主權獨立。此一論述引發北京當局的強烈反制與軍事施壓，使台海形勢一度逼近衝突邊緣。
探究分離意識的歷史根源，台灣因清廷割讓歷經半世紀的日本統治，光復後又遭遇國民政府初期的施政失當與威權壓制，雙重歷史記憶的扭曲與創傷，實為當代台灣社會對大陸產生疏離與反感的主要歷史成因。
從晚近的政治形勢來看，民進黨在台執政的十八年間，在教育方針上逐步淡化兩岸歷史與血緣關聯，並透過部分媒體與輿論工具型塑對立，加深了台灣社會對大陸的疏離與防備。然而，部分親陸政論節目與網紅在宣傳統一時，拋出「統一後實施軍管」等激進論調，反而加劇了台灣民眾的惶恐與排斥。此一多重效應具體反映在《聯合報》的兩岸關係趨勢民調中：主張台獨的比例由過去的25%升至32%，主張維持現狀者占53%，而主張統一者則降至12%。從數據來看，維持現狀與主張統一的民意加總達65%，接近全台總數的三分之二。這項結構性數據為北京當局提供了重要的決策思考：如何透過政策釋放，將這53%維持現狀的群體，轉化為不反對統一的和平力量？這是消弭台灣民間排斥感、確保未來制度銜接平順的關鍵所在。
歸根結底，兩岸實質分離已逾一個世紀，台灣居民在體制與生活方式上與大陸產生明顯差異，屬於歷史演變的客觀事實。北京領導層應深入思考，如何協助台灣社會適應兩岸統合過程中的變遷。台灣在歷史上曾遭清廷割讓，歷經半世紀的異族統治；光復至今八十餘年，台灣人民已過慣了現行的生活體制。面對未來可能的政治轉變，民眾內心必然存在對未知生活方式的適應期與焦慮感。理解這段歷史滄桑與現實心態，是兩岸走向心靈契合不可或缺的起點。
要消弭台灣民間對統一的排斥感，核心關鍵在於確保「統一後生活方式不變」的制度承諾。在「一國兩制」的憲政框架下，此一目標具備高度的可行性。其架構為：主權歸屬於中央政府，由中央掌控象徵國家主權的國防與外交權限；地方治理則實施高度的「台灣自治」，大陸現行的治理體制不適用於台灣，從而實現社會運存機制的無縫接軌。針對島內少數基於政治認同而自視為南島語族而非華夏族裔的群體，亦可提供其遷徙至太平洋島嶼的制度化管道，滿足其國族認同的心願。
從宏觀國力對比來看，華夏民族歷經百年滄桑，如今在經濟、科技、軍事等戰略維度已展現出與美國並駕齊驅、甚至部分超越的強勢格局。在近日召開的「習川高峰會」中，美方罕見由總統親赴機場迎接習近平，這一突破慣例的禮遇反映出國際權力結構的實質位移。相較之下，美國面臨戰略收縮，內部不願捲入台海衝突的民意逐漸成為主流。這使得北京已具備實質逼退外部干涉的能力，進而能優先採取非戰爭手段處理台灣問題。在達成外部防禦阻絕的條件下，非軍事衝突的「非流血統一」路徑，關鍵在於精準調控台灣的戰略軟肋——能源供應。台灣戰略能源幾近百分之百仰賴外購，天然氣儲備量僅能維持七日運作。若大陸依法對全球公告對台實施能源管制，要求所有赴台能源船隻必須申報許可，並以海警力量在台灣周邊海域執行行政執法、海軍在第一至第二島鏈間建立戰略防禦線，即可有效對違規運載能源之船隻實施驅離或扣押。一旦台灣內部戰略儲備耗盡，全島電力與民生能源斷絕，社會系統將面臨癱瘓。
在此結構性壓力下，台灣執政當局僅剩兩項戰略抉擇：其一，由賴清德政府強行發動軍事反擊，但基層國軍是否願意為分離主義路線進行非對稱的無謂犧牲，存在極大的不確定性；其二，參照「北京模式」或「巴黎模式」，在不發生全面衝突的前提下和平交接、兩岸和談，完成華夏族裔的制度整合。海潮智庫呼籲賴政府應審慎評估當前地緣政治的強弱局勢。台灣在綜合國力上缺乏與大陸長期對抗的本錢，堅持分離主義路線將把台灣推向地緣衝突的煉獄。難道賴清德您願意看到，這塊養你長大、受教育培養你成為國家領導人的土地，變成廢墟、流血成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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