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歐的瑞典、挪威和丹麥幾乎達到沒有貧窮的烏托邦，被稱為「全球治國最成功的典範」。自由、平等與博愛不只是口號，已完全融入北歐整個社會文化。有最完善的福利政策，全民願意繳交較高的稅賦，讓福利體制永續。而資訊公開是全球「透明政府」楷模，人民相信政府，認為所繳的稅都會用在自身上。因此實現了社會主義的「平等精神」，也發展出資本主義「自由精神」，融合兩個極端意識形態的優點而不衝突。平民政治、普及福利，以「博愛精神」、締造「人民之家」，團結國民。
十幾年來，美國人即使並不真切瞭解，卻掀起崇拜北歐社會，許多民主國家也開始向北歐社會民主體制看齊。為了讓全球真正了解北歐，挪威奧斯陸大學三位博士生尼克‧布朗道（Nikolai Brandal）、奧文‧布拉白（ Øivind Bratberg）、達格‧艾納‧托森（Dag Einar Thorsen）合著《北歐不是神話：一套打造永續幸福國度的方法The Nordic Model of Social Democracy》一書，詮釋瑞典、丹麥、挪威社會民主體制建構的過程。
三國秉持的信念是，必須打造福利國家，不能只當「守夜人國家」。保障每個人不受貧困、健康惡化、市場波動影響。必須免於福利大師貝佛里奇（William Beveridge）所說的「五大禍害」——貧窮、疾病、愚昧、骯髒和懶惰。
強調「受管制的市場經濟」，允許國家介入重新分配社會資源，以及經濟活動及意外之財。讓無法工作的人也享有收入和基本照顧，有工作的人願意繳較高的稅，成為共享普及福利的家人。
社會民主浪潮的波動
受一八三六年到一八四八年英國憲章運動（The Chartist Movement in Britain）大規模工運的啟蒙，一九二三年瑞典、挪威、丹麥掀起社會民主浪潮。一九一七年瑞典社民黨首次聯合執政，成為左派聯盟新成員。一九三○年社民黨領袖阿爾賓‧漢森總理，主張把家庭概念、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合而為一，在溫暖的家庭裡沒有特權，沒有人被歧視，才能凝聚共識。「人民之家」取代了「階級社會」，實現了社會主義消除階級的理想。
一九三三年，挪威工黨改變選舉口號：「不分城鄉攜手並進」。衝破40%選票，獲得69席，只差7席就過半。一九三五年，丹麥社民黨推出「讓丹麥為人民服務」的新計畫，開發丹麥農產品市場、為小農開發新耕地，方案核心不再循馬克思主義，因此社民黨首次拿下超過半數選票，取得完全執政。
一九二三年，在退出共產國際的問題上，挪威工黨內部分裂為多數派和少數派，多數派宣布退出共產國際，少數派退黨另組挪威共產黨。挪威工黨則一度流亡於海外，在流亡期間發表《未來的挪威》藍圖，又稱為「藍皮書運動」。主張公民都應獲得合理條件的工作；符合人道的居住水準；足夠的營養；每個兒童都應享有教育與培訓的機會；每個公民不應因疾病、失業、年老而受苦。為挪威建構了強烈共同體，挪威工黨因而獲得二十年的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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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歐三國的工會強大，並積極支持推動社會民主的政黨。在其他國家的工會多傾向於只顧自己的利益，無力有效和政府、雇主談判，而三國則創造了北歐模式，勞資爭議協商的良好制度。北歐很少民眾呼籲拆解福利國家，如主張消滅福利國家的政黨，會得不到選票。
台灣左派思想在戒嚴中成長
一九八四年，台灣的黨外運動歷經路線之爭，「群眾路線」打敗「議會路線」，成為運動主流，便積極籌組「社運組織」。當時雖處於戒嚴時期，卻在政治團體掩護下陸續成立了「台灣勞工法律支援會」(後易名為勞工陣線)、「台灣環保聯盟」、「台灣人權促進會」，都屬左派社運組織。我皆參與發起，而實際深度投入的則是工運，為了瞭解工運，開始舉辦讀書會，我的左派理念啟蒙自好友賀端蕃和楊碧川。
戒嚴時期讀「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是一大禁忌，邀請學者來講課、翻譯講義，雖被情治人員盯上，但並未中斷。認為運動必先「建立思想才能凝聚力量，成為正當性才能改變現狀」。認清資本主義主張生產工具私有化，擁有生產工具的資本家就能主宰分配，使勞動異化。勞動生產價值與勞動力的價值間的差異，即「剩餘價值」全歸資本家所有，又由剩餘價值累積更多資本。
資本主義追求利益極大化，加大剝削、延長工時降低成本，使工人處於不利。工運就是要改變這種不公平，成為正當性動能。從事勞工運動後，海外台灣左派知識份子對我產生興趣，藉由一九八六年和一九八八年兩度赴美演講、募款，接觸了不少左派人士。藉機鼓勵他們不要待在美國搞「左派清談」，若能克服家庭因素，回台灣參與運動才有實際效用。
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塌，東西德統一，對左派理想者造成衝擊，其中以高成炎所受衝擊最大，他原本主張東德可成為台灣修正式社會主義實踐榜樣。東德的崩解，高成炎心中藍圖也崩解了。一九九○年我即著手策畫海外左派會議，直到我擔任勞陣秘書長專職，才促成了這項活動。對後來台灣左派社會運動發揮莫大影響。
當時聚集在美國友人Kelly Su家，除了從台灣過去的我和楊碧川外，還邀來高成炎、劉進興、賀端蕃、劉格正以及Kelly su夫婦，展開四天三夜的研討會。以楊碧川講述「台灣歷史的真相」開端，再從政治現況談到未來的發展、東歐和北歐社會主義典範、台灣勞工運動未來，末了回頭來談「台灣民主化與左派理想的實踐」。決議以「北歐社會民主」為榜樣當台灣社會體制建構藍圖。會議後，高成炎、劉進興和劉格正克服了重重困難，決定返台從事運動，為左派運動注入強心劑。
高成炎除了在台大教書，主要投入環保運動；劉進興教書外也投入工運，成為勞陣文膽；劉格正投入工運擔任專職，他又拉了當時的年輕博士生陳毅鋒，並肩負責南臺灣工會組織與訓練工作。並遊說海洋科學博士廖年村好友放棄教職，回台從事工運專職的工作。展現像北歐社會民主派先進，化空談為具體行動，為理想獻身的可貴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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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效北歐 台灣社會民主實踐的成果
一九八五年，新竹玻璃公司董事長任和鈞捲款潛逃至美國，無法發放薪資及解決債務。勞陣介入策畫接管經營，實現沒有資本家由勞工經營的「產業民主」。新竹玻璃員工成功自主營運受到矚目，五年後開始轉虧為盈，新玻股東會運用股權逼使勞工交出經營權，並經由訴訟，還給資本家經營。當初在省社會處處長趙守博見證下的「轉讓契約」頓時成廢紙。不過那五年的產業民主實現已創下台灣工運史典範，亞洲的工運首例。
勞陣在許多公營事業工會組訓時，不斷強調產業民主觀念，尤其許多面臨民營化的公營事業單位如銀行、中油、電信、中鋼、台鐵、台汽都極為急迫。電信工會理事長張緒中最積極走向社運倡議行動。我在立法委員卸任前與蘇煥智突襲提案：「修正國營事業管理法第35條第2項規定：「前項董事或理事，代表政府股份者，應至少有五分之一席次，由國營事業主管機關聘請工會推派之代表擔任。」也是亞洲國家中最早建置的「產業民主」制度。
一九九二年，我擔任蘇煥智競選立委時的總策畫，挾著輔選過洪奇昌、盧修一、周慧瑛、賴勁麟等，都高票當選的「威望」，為鼓舞士氣，揚言「要打一場運動型的選戰，不能只求當選，還要衝第一高票」豪語。發現台南農村老年人特別多，廟口、活動中心盡是老人聚集，聽政見的一半以上是老人家。所以我規劃以「老人年金」為議題，擬打一場運動型的選戰。
先行製作一支20分鐘──《你我都會老，吃老要安怎？》的錄影帶，內容敘述退休老國大老立委，每個月可領七、八萬退休金，榮民可享醫療，看病免費，每月又可領五、六千元的退休金。影帶適時介紹瑞典老人年金制度，打動當地老農心坎，衷心支持蘇煥智進入立法院打拼立法，建立老人每月可領五千元的年金制度。
這支錄影帶廣發到處播放，各鄉鎮紛紛籌組「一萬歲助選團」(一百五十個六十歲以上老人就達一萬歲)，敲鑼打鼓掃街遊行宣傳，氣勢與日俱增，善於買票的國民黨無計可施也買不了。最後以十萬五千票勇奪台南縣最高票。老人年金後來也成為民進黨主訴求。勞陣在國民年金和勞工年金的倡議幾年後也順利立法通過。
健保立法論戰時，執政的國民黨主張受雇者家屬保費比照其薪資且依人口計費。因勞保本來就涵蓋醫療保險，勞工只負擔20%保費，若依健保草案勞工本人就要負擔50%，家屬納保竟成為人頭稅，勞工反健保聲浪成為最大障礙。勞陣順勢發起「反剝皮大遊行」包圍立法院抗爭，以及「1101怠工一小時」抗議，因為怠工不需像罷工須完成合法核備程序，且怠工花樣很多，難以取締。工會壓力小、可行性高，各地捷報連連，對政府構成壓力，成功迫使修改不合理的繳費負擔。
台灣健保普及率和就醫方便又便宜，各國甚為讚頌，甚至被評為超越全球第一名的瑞典。瑞典以稅收制而非保險制，財富重分配更佳，是我國未來努力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