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一篇討論死刑存廢的文章，而是討論國家是否忠於法律的文章。
法治國最大的危機，不是沒有法律，而是政府無限期背棄自己的法律。
一位甫退休的最高檢察署資深檢察官讀到我日前向媒體投書《死刑不執行是一種人權侵害》一文，向我談起他四十年檢察生涯中最沉重的一段記憶。
他提到：於民國82年在板橋地檢署(現改名為新北地檢署)偵辦一件性侵殺害某國立大學財稅系女大學生案件，該案業經最高法院判處死刑確定，惟迄今經過20多年仍未執行死刑，死者家屬何辜？生離死別，死者父親經不起這種打擊，一直等不到公平正義的實現，在漫長多年等待中抱憾離世，含恨九泉。
他沒有評論死刑存廢，也沒有責難任何人，只留下六個字：「死者家屬何辜？」
這句話，問的不只是受刑人，而是國家。
目前仍有相當數量經法院三審判決確定的死刑案件，長期停留於未執行狀態。今天受到考驗的，正是法務部長無可迴避的問題，更是國家是否仍然忠於憲法所建構的法治秩序的問題。
法院依法裁判，行政依法執行，本是民主法治國最基本的制度邏輯。法院負責作成最終法律判斷，行政權負責忠實執行判決；司法權宣示法律，行政權完成法律。兩者各有憲法定位，也各有不可取代的責任。
死刑個案只是冰山一角，法治才是關鍵
近年社會對死刑的討論，大多停留於存與廢、支持與反對的價值對立，卻忽略了一個更根本的憲法命題：當法院依法作成的確定判決，可以因行政首長長期不作為而無法實現，受到侵蝕的就不只是刑罰制度，而是司法權的終局性，以及人民對法治最基本的信賴。
法治真正約束的，從來不是人民，而是國家；法律真正考驗的，也不是人民是否守法，而是國家是否忠於法律。
民主國家當然可以討論是否廢除死刑，可以透過國會修法調整刑事政策，也可以循憲法程序重新檢視制度是否符合憲法價值。然而，在法律仍然有效之前，行政首長不能以自己的價值判斷取代法律，更不能以長期不作為改變法院確定判決的法律效果。
修法，是立法權的職權；違憲審查，是司法權的權限；依法行政，則是行政權不可推卸的憲法義務。
憲法法庭一一三年憲判字第八號判決，提高的是國家行使最嚴厲刑罰權的程序門檻，而非降低法院確定判決的拘束力。程序保障愈嚴格，國家愈應忠於法律；程序正義，也不能被曲解為判決可以無限期停留於未執行狀態。
同樣地，《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高度保障生命權，並鼓勵各國朝向限縮乃至廢除死刑努力；然而，人權保障並未否定法治國原則，更未授權行政權得以不作為改變法院確定判決的法律效果。人權保障與依法行政，從來不是彼此排斥，而是民主法治國必須同時守護的核心價值。
真正成熟的民主，不是讓行政權依自己的理念選擇執法；真正成熟的法治，是即使行政機關對法律存有不同理念，在法律仍然有效之前，依法忠實執行。
近年司法改革不斷強調程序保障、基本權保障與司法透明，這些都是法治文明的重要進步。然而，司法改革不能只有程序正義，而沒有判決實現；不能只有權利保障，而沒有國家責任。判決如果無法真正落實，再完備的程序，也難以建立人民對司法的信任。
人權從來不是單向概念
犯罪人的基本權利應受保障；被害人及其家屬對司法正義的期待，同樣值得國家尊重，法務部不能視若無睹。刑事司法不是報復，卻也不能讓諸多死刑確定判決永遠停留在日日夜夜、苦苦等待之中。對被害人家屬而言，漫長流逝的不只是歲月，更是對國家公權力最後的信任。
法院判決，不只是對一件個案作出裁判，更是國家向人民作出的法律承諾。
承諾，可以沉重；不能落空。
法律，可以修改；不能架空。
價值，可以辯論；不能凌駕憲法。
人民之所以相信司法，不是因為判決書寫得完美無瑕，而是因為人民相信，三審法院依法作成的確定判決，終將獲得國家的忠實實現，正義雖然會遲到，但絕不會缺席。
國家的誠信，不在於宣示依法行政，更在於忠實實現法院判決；法治的力量，不在於法條寫得多麼漂亮，更在於國家是否始終忠於法律。
亞里斯多德《政治學》最經典的一句話：法治之所以可貴，在於由法律統治，而不是由人的意志統治(The rule of law is preferable to the rule of any individual.)。法治國最大的危機，不是沒有法律，而是執法部門開始背棄國家的法律；不是沒有三審法院確定判決，而是判決逐漸被行政權拖延廢棄；不是人民不再相信司法，而是民怨沸騰已喪失可以相信司法的理由。
司法的終點，不是判決確定，而是國家忠實執行判決。法院可以終結一個案件；唯有國家忠實執行判決，才能實踐一個法治國。 （相關報導： 風評：一杯拿鐵的司法溫度VS.審檢起訴判刑75元侵占罪的「成就感」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高檢署主任檢察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