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獲《經濟調查(Economic Enquiry)》選為「超級經濟學家」的美國印度裔經濟學者拉斐．巴特拉(Ravi.Batra)，2015年在其著作《搶救失業大作戰:我們如何擺脫失業、負債與貧窮》(End Unemployment Now)書中，提到受雇者認真工作、增進職能，卻還面臨失業與貧困的威脅，原因在於工資過低和財團壟斷。他提出「工資缺口理論」來詮釋勞動貧窮的根源，有助民眾很快洞悉貧窮原理。
工資缺口理論是指「生產力成長」與「勞動薪資成長」若成等速或接近等速，即達「供需平衡」，國家經濟才能穩定成長。如果生產力成長高於工資成長，日積月累就會產生「工資缺口」—生產過剩或勞動力過剩現象。「供需失衡」造成裁員減薪或失業的壓力，勞動者不得不退讓，加速陷入貧困。
政府為了提高GDP降低赤字，採取降低稅率增進投資來發展經濟，增加稅收的政策。其中以雷根的「巫毒經濟學(Voodoo economics)」為最，1981年將最高稅率從70%調降到50%，1986年又降至28%，收入較低者卻要繳33%較高的稅率，圖利財團鉅富，反向拉大財富不均差距。
2007年美國政府為挽救經濟不景氣，以擴張政府債務來刺激經濟挽救危機，至2014年共砸下68兆資金，試圖挽回受損的資產，雖然股市恢復、勞工就業率也恢復到七年前水平，但貧窮率卻攀升至50年來最高紀錄。
供給面經濟學促使分配正義崩潰
「供給面經濟學」是宏觀經濟思想的一種，認為由降低生產商品和服務的障礙才能有效創造經濟增長。根據供給學派的看法，消費者會從中受益，生產者得以更低的價格提供更多的商品和服務；投資和業務擴張會增加對雇員的需求從而創造就業。對於供給面理論而言，至關重要的是擴大自由貿易和資本的自由流動。因此供給面學派最具有代表性的建議是「降低邊際稅率和放鬆管制」。但美國過去幾十年的減稅很少能抵償財政收入損失，且對GDP增長的影響極小。
主張者力倡供給面經濟學是「下滲理論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又名涓滴經濟學)，其概念是當富人一旦愈富之後會一點一滴滲透予勞苦大眾，增加民眾所得提升生活，但實際上其所許諾改善整體所得的願景卻從未實現，彷如騙局。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曼(Paul Robin Krugman)，批評供給面經濟學產生的結果遠遠小於它所承諾的，供給面理論僅是「免費午餐」。供給學派批評柯林頓「增稅」之舉將導致一場大災難，事實證明柯林頓加稅政策明顯改善了政府財政，但供給學派主張的減稅卻成了災難的開始。雷根減稅促使富人所得直線上升，窮人所得下降，並因削減社會福利支出，導致不平等擴大、社會不安全，反不利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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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初興起「壟斷式資本主義」，以併購、賦於CEO特權，托拉斯變種突圍《競爭法》(美國稱反托拉斯法，台灣稱公平交易法)的管控。企業間進行收購、合併以及託管等等形式，由一家公司兼併、擴張、控股許多同行業企業來達到企業一體化的壟斷目的。獨佔的托拉斯企業對該行業市場造成壟斷，透過統一價格手段在市場中居於主導地位，並採限制生產索取高價，提供較少工作機會、較低工資，實現企業利潤的最大化。
寡占企業的執行長(CEO)成為壟斷資本家，以優渥薪資、獎金、配股、退休金圖利自己。美國CEO平均年收入在1968年才80萬美元、1978年為144萬美元、1995年來到568萬美元、2000年衝到1988萬美元，是全國勞工平均薪資的383倍。這些企業10年來不為勞工加薪，併購致使生產力增長高過實質工資增長，形成工資缺口，生產過剩導致裁員、大量失業。
擴大「引進移工」及實施「無薪假」都使「工資缺口」惡化
此外，工資缺口還有其他型態，像是大量移工的引進，勞動人力供給大於需求，當然會使薪資下降，台灣工商團體一再要求「移工薪資要與基本工資脫鉤」，理由是移工在其本國工資不及台灣的一半，若用基本工資月薪28,590計算，雇主認為不合算。若能脫鉤，只要給移工15,000元或18,000元，可減輕雇主用人成本，然而如果真的脫鉤，相對的也會拉平本國薪資水平在基本薪資。而在跟便宜的外勞競爭相形之下，雇主會更渴求移工，以缺工為由迫使政府一再擴大開放引進移工，惡化工資缺口，致使本國勞工降薪、失業。30年來我和勞工團體力擋移工薪資與基本工資脫鉤，不讓資本家得逞也是基於此理由。
以看護、家事移工為例，她們的月薪早與基本工資脫鉤，長期以來月薪都只領15,000多元，雖然自2015年9月起調整至17,000元，2020年再調為20,000元，但仍與目前基本工資28,590元約有三分之一的落差。難怪本國勞工不願從事此項工作，而雇主依賴移工更加殷切，政府政策上不得不配合需求，計畫開放印度移工並非空穴來風。根據勞動部統計數據，2024年12月底移工在台總數達到82萬0083人，比原住民57萬人還多，成為我國第三大族群。其中家庭看護工及家庭幫傭共有21.5萬人，產業移工50萬8435人。
十年前，勞委會曾邀請學者專家研究「引進移工對本國勞工雇用的影響」，結論證實對本國勞工之薪資與雇用有「負面影響」，隨著性別、職業類型以及行業別的不同，而存有明顯差異，但整體而言仍是以負面影響居多。1989年勞委會聲稱引進外籍移工是「補充性」而非「替代性」，不會影響本國勞工雇用，然而從今日觀之事實證明早已成為替代性的雇用。
另外，回顧台灣在2010年時因為經濟不景氣，不少高科技產業採取「無薪假」措施，雖然不資遣仍維持雇傭關係，但不支薪結果就是要勞工回家吃老本，而因為不算失業，不能向政府申請失業給付。當時副總統吳敦義卻說：廠商用無薪假，讓我拍案叫絕，對員工來說，是穩住了將來回任的優先權，減少失業安定了人心。他還說發明無薪假的人應該獲頒諾貝爾獎，因為讓資方可以度過寒冬，讓勞方又保有工作。然而這些美稱之後，實際上則是勞基法外的便宜行事，違反勞動人權的剝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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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國，如果企業訂單減少了，可採「短時工作制」降低薪資成本，員工減少工作時間，甚至不工作。雇主只需要按照員工實際的工作量支付工資，不足原薪資的部分由德國勞工局補償這部分工資稅後金額的60%，有孩子的員工則為67%，類似失業津貼的給付，保障勞工的生存權。
我國政府後來才制定管理措施，由地方政府擬定《無薪假實施準則》，以台北市為例，準則規定：實施無薪假需經勞資雙方協議後才能執行；無薪假實施時間每次以三個月為限(若有繼續實施必要應另案申請)；領取月薪員工依比例扣減最低仍須以基本工資支薪。然而並非比照失業津貼(薪資成數)給付的作法，對薪資較高者恐不足應付家庭開銷，應考慮以德國「類失業」來救濟，較為適當。
拉斐．巴特拉提出的解方
面對諸多問題，拉斐．巴特拉在《搶救失業大作戰》中提出的解法是，首要須有一套制度制約促使「生產力成長與勞工薪資成長相當」，並「禁止併購」防止形成壟斷式托拉斯。逐步提高最低工資，使其與通貨膨脹和生產力連動，作為調高基本工資的要素。創造出自由企業體系，長期可提高全民生活水平，強化公民意識，捍衛良善制度。
他建議重返「散工制」生產型態，其實它已運作了幾個世紀，由中間商當「發工者的包買商」，提供原料及設備讓工作者在家生產，再回收成品銷售給消費者。由於包買商逐漸轉型為大規模的「工業化」，常苛刻生產者利潤。所以他主張應由政府介入取代包買商，低利貸款給工匠或小型工作坊購買設備，再以社區、區域聯合成立消費合作社買回成品，類似現在的合作社的企作方式包買。資本所有權擴及百萬民眾，新的生產組織和體制就會出現，稱作「大眾資本主義」，落實產業民主共同決定的理想生產與分配制度。揚棄資本主義只在追求最高利潤，泯滅人性的剝削體制，或許可做為貧窮問題的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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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反貧困聯盟召集人，本文原刊《法扶報報》，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