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台北市長柯文哲在被羈押超過一年、歷經禁見與高壓偵訊後，最終以七千萬元交保並被強制佩戴電子腳鐐，消息震驚全國。這是台灣司法史上罕見的高額保金與嚴厲限制，卻無法掩蓋檢方始終拿不出直接收賄證據的窘境。一年多的羈押與禁見，本應是針對重大確鑿犯罪的例外措施，如今卻被濫用為押人取供的手段，不但引發社會強烈不滿，更讓人民對司法公正性產生嚴重懷疑。當禁見制度被濫用、法律成為政權的武器，這已經不再是單純的法律問題，而是動搖民主根基的政治醜聞。
北檢的濫權操作
在這起案件中，北檢的角色完全失衡。沒有金流證據、沒有現金對價，卻依「圖利罪」大肆操作，把一年多的禁見羈押合理化。這樣的做法，本質上就是用刑求與精神壓力取代實質證據。禁見原本是極端例外的措施，如今卻被當成辦案工具，公然剝奪辯護權，踐踏基本人權。
彭案：被迫成為污點證人的代價
柯文哲案的黑幕，並不只出現在他本人身上。前台北市副市長彭振聲，就是另一個最沉痛的例子。檢方在京華城案中，以被告身份將他羈押，並多次施壓要他「轉為污點證人」，只要能咬出柯文哲圖利，就可能換取緩起訴或輕判。這種赤裸的「交換條件」，正是台灣司法最不堪的一面。
彭振聲在漫長的偵辦與審理過程中，終於承受不住壓力，選擇低頭認罪，以換取較低的刑期。然而，這樣的「妥協」並沒有真正平息痛苦，反而讓他的家庭付出更殘酷的代價。夫人長期承受無法洗刷的污名與司法不公的壓迫，最終選擇跳樓自盡。這場悲劇震撼全國，也讓人看清：當司法變成政治鬥爭的工具，不僅毀掉一個人的自由與清譽，更能摧毀一個家庭的希望與生命。
圖利罪：最模糊的口袋罪
在柯文哲與彭振聲的案件裡，檢方始終拿不出確切的金流或收賄證據，因此只能依靠《貪污治罪條例》中的「圖利罪」作為主要武器。這條罪名最大的問題在於，它並不需要證明公務員有收受不法利益，只要認定「明知違法，卻讓特定人獲利」，就足以定罪。
也因為標準過於模糊，圖利罪長期被稱為司法上的「口袋罪」：檢察官想要辦誰，就能套進去。這種模糊的法律工具，加上長期羈押與禁見，就構成了「押人取供」的完美組合。被告若想盡快解套，往往被迫認罪，甚至被逼成為污點證人。
彭振聲案正是最血淚的例子。他最終雖選擇認罪以換取較低刑期，卻付出了家庭破碎、妻子自盡的代價。這樣的司法濫用，暴露出圖利罪不僅是法律上的模糊地帶，更是政權在政治清算時最鋒利的刀刃。
偵訊瑕疵：錄音帶的空白與單一檢察官
更令人質疑的是，在這起案件中，多位最後選擇認罪的嫌疑人，都曾在長時間的偵訊過程中，由同一位檢察官反覆主導。這種單一檢察官「長時間、重複式」的辦案手法，本身就容易造成心理壓迫，導致被告在疲憊與恐懼中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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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駭人的是，當柯文哲的辯護律師要求調閱偵訊錄音帶時，卻發現其中存在大量「長時間空白」。這種情況無法用技術問題合理解釋，反而顯示出偵訊過程中可能存在非法取供或程序不正義。當錄音帶成了「選擇性保存」的黑箱工具，整個司法的公信力也隨之崩塌。
這些瑕疵不僅挑戰了「程序正義」的核心，更進一步印證了北檢辦案方式中對人權的漠視與濫權。人民的疑問不再只是「是否有罪」，而是「這樣的司法過程，還能算是合法與正義嗎？」
看守所裡的惡臭與屈辱
柯文哲在羈押期間，也曾公開提到自己是土城看守所內一年中被關押最久的人犯。他描述環境極為惡劣，睡覺的位置緊鄰廁所，惡臭逼人，不得不長時間戴著口罩才能勉強入眠。這樣的待遇，不僅是對身體的折磨，更是一種精神上的侮辱。
他的感慨呼應了韓國瑜的一句名言──「莫忘世上苦人多」。這不是單一政治人物的遭遇，而是凸顯出在台灣的司法系統下，許多尚未定罪的人就已經被迫接受殘酷的處遇。當在押被告尚未經法院判決有罪，卻必須忍受超越人道界線的環境，這樣的司法體制，究竟還能拿什麼來證明自己的正當性？
無罪推定淪為笑話，偵查不公開變大公開
更嚴重的是，本案中檢察官完全無視「無罪推定」原則，彷彿在起訴之前，就已預設柯文哲必然有罪。更荒謬的是，法條規定的「偵查不公開」早已形同具文，反而演變成「偵查大公開」。許多與案件本身無直接關聯的證物與訊息，經常在第一時間被特定媒體「獨家」披露，甚至成為標題新聞。
這種操作，明顯不只是司法程序問題，而是帶有政治目的的人格毀滅。當媒體在檢方的默許甚至刻意引導下，不斷放送對柯文哲不利的片段訊息，社會大眾就被預先形塑出「有罪印象」。這種「先醜化、後定罪」的模式，不僅踐踏司法中立，也摧毀民主社會最基本的法治原則。
司法人權的倒退
雖然柯文哲在羈押期間仍可與律師見面、討論辯護策略，但卻被嚴格禁止與家人探視。長期與親情隔絕，本身就是對在押者心理與人性尊嚴的折磨。更嚴重的是，檢方以「偵查不公開」為由，持續限制外界接觸，使偵訊過程完全成為黑箱操作。這不僅違背比例原則，也使台灣長期以來引以為傲的「民主法治形象」受到侵蝕。當司法淪為懲罰工具，它等於告訴社會：在政權需要時，人權可以被隨意犧牲。
剝奪人性尊嚴的司法冷酷
最令人難以接受的是，當其父親辭世之際，雖經法院裁定同意解除部分禁見並允許返家奔喪，但卻只給予極為有限的時間。在戒護之下，他僅能短暫返回新竹參加告別式，僅三小時便被迫押回土城看守所，甚至還未等儀式結束，就必須離開。
台灣社會素以「孝道」與「人情」為核心價值，如今卻在司法執行中完全消失。限制探視、剝奪與至親告別的完整時間，不僅欠缺人道，更與台灣人自認的忠厚傳統背道而馳。當司法不僅不顧程序正義，甚至無視最基本的人倫情感，它所失去的已不只是法律的正當性，更是人心最深的信任。
國際人權評比的對照
Freedom House在 2025年的年度報告中，依舊將台灣評為「自由」國家，但同時提醒台灣在人權保障上仍有瑕疵，特別是司法程序的透明度與羈押制度，長期受到國內外法律學者關注。這意味著，柯文哲案並非孤立事件，而是外界早已注意到的「制度性漏洞」的集中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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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在多份東亞區域報告裡，也曾批評台灣羈押與候審制度存在「過度延長」「限制律師會晤」等問題。雖然台灣在言論與集會自由方面表現突出，但在「刑事司法保障」上，仍未完全符合國際標準。如今北檢對柯的處理，正好呼應了這些外界的憂慮，使台灣的人權形象出現明顯裂縫。
美日媒體的觀感
美國的《The Diplomat》直指柯文哲案凸顯台灣「黑金政治」與司法比例失衡，質疑是否存在政治干預。這篇長文的出現，等於把台灣內部的爭議擺到國際舞台上，削弱了台灣「亞洲民主典範」的說服力。
日本媒體如《朝日新聞》與《日經亞洲》則報導柯文哲被長期禁見，並引述學者批評羈押制度不透明，提醒台灣若繼續如此操作，恐怕在國際人權評比上失分。過去台灣常被日本視為「民主的前鋒」，但這起案件讓外界開始懷疑，台灣的法治是否還能承受住政治壓力的考驗。
自打嘴巴的總統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賴清德總統才在公開場合宣稱，台灣已經不存在「行政干預司法」的情形，把司法獨立掛在嘴邊，彷彿台灣早已是法治的模範國家。但柯文哲案的羈押禁見現場卻告訴我們，行政影子依舊清晰可見。當檢方沒有直接收賄證據，卻能靠模糊的圖利罪與無限上綱的禁見措施，把一個在野黨領袖關上一年，這難道不是最赤裸的政治干預嗎？賴清德的說法，不僅與事實矛盾，簡直是自打嘴巴。對照北檢的濫權操作，他的話更像一個天大的笑話。
民主進步黨的墮落與歷史反諷
柯文哲案發生在民進黨賴清德執政之下，這對許多相信民主進步黨是「民主價值守護者」的人來說，無疑是最沉痛的失望。過去台灣在國民黨戒嚴時期，或一黨獨大的威權體制下，才會出現這類長期羈押、缺乏實質證據的重大案件。然而今日，民進黨已歷經陳水扁、蔡英文、賴清德三任總統，竟然依然讓「無實搥證據」的案件，演變成在野黨領袖被關押超過一年的司法醜聞。
這樣的情景，與民進黨昔日高舉的「人權」「民主」「反威權」旗幟背道而馳。當年批評國民黨專斷的那一套，如今卻被民進黨完全複製，甚至操作得更精緻、更冷酷。這不只是民主的倒退，更是民進黨徹底墮落成獨裁專斷的象徵。對台灣人民而言，這是一場政治與司法雙重的背叛，也是對民主信念最嚴重的羞辱。
民主體制的警訊
當司法機關成為政權的打手，它就不再是正義的守護者，而是民主的掘墓人。北檢這樣的濫權行為，不僅辦壞了一個案子，更讓台灣司法被國際社會點名質疑。如今，一位在野黨領袖在失去自由一年之後，被迫以七千萬元交保，還要佩戴電子腳鐐才能回到社會，這幅景象本身就是對民主最諷刺的嘲弄。這股民憤正在累積，反映在賴清德支持度的雪崩下滑。因為人民心中最沉重的疑問是：在今日的台灣，司法還剩下多少清白？
當政治領袖被迫帶上電子腳鐐，整個民主其實也正被套上枷鎖。
結語
柯文哲案已不只是單一案件，而是撕開了台灣司法體系的遮羞布，讓人看到檢察權如何被濫用、如何淪為政權工具。若台灣要避免民主徹底蒙羞，就必須勇敢面對這場制度性的危機。
首先，必須限制禁見與長期羈押的濫用，讓這些手段回歸真正的例外狀況，並建立獨立的外部審查機制，防止檢方以「程序」之名行「刑求」之實。其次，台灣應該引入國際監督，比照國際選舉監督模式，讓跨國人權組織與法律專家旁聽重大政治案件，確保審判符合法治與人權的普世標準。最後，司法必須徹底透明化，不論是開庭紀錄、交保理由或偵查過程，都應讓社會大眾能即時監督，避免黑箱操作繼續侵蝕人民的信任。
＊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精神科醫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