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行人地獄與數據迷思─從「道路安全」到「A30治理」

近日德國媒體直言批露，台灣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數遠超美國911事件，甚至是溺水、火災與工安事故總和的六倍。這反映出我們交通結構性問題的嚴重性，包括基礎建設老舊、機車文化盛行、警力執法不足等因素，也顯示改革步伐依舊緩慢。台灣是「行人地獄」。這不是外國媒體的偏見，而是基於統計與觀察的事實。

道路設計的先天缺陷

行人安全堪憂的根本之一，是長年以來的道路設計不良。根據《中央社》報導，全台在寬度超過十二公尺的道路中，近半數未設置人行道，或僅以綠色油漆簡單劃設，形同虛設。即使設有專用人行道，也常淪為機車違停、攤販擺攤、汽車暫靠的空間。更嚴重的是，執法機關對這類違規往往受限民意代表施壓（政府搶錢），執法強度無法從嚴而終，久而久之，民眾也視為理所當然。於是，「人行道」在台灣語境裡，成了最具諷刺意味的詞彙。

駕駛文化與社會冷漠

除了工程設計，駕駛人的守法意識低落同樣是重大問題。闖紅燈、不打方向燈、不禮讓行人，幾乎是台灣馬路上的日常。2022 年底，台中發生母親推嬰兒車過馬路卻遭右轉公車撞死的憾事；隔年，台南三歲女童因汽車違規左轉而喪命。這些令人心碎的案例，本應成為交通文化翻轉的契機，但遺憾的是，政府調查檢討後未見明顯成效，輿論熱度很快冷卻，社會依舊循著舊有軌跡運轉。

數據遊戲：A1的假象與A30的必要

在這樣的社會現實下，官方常以「死亡數字下降」作為政績宣傳。交通部近日公布，2025年1至2月 A30（30日內死亡）為469人，創近六年新低，行人死亡數更降至2008年以來最低。這確實是政策努力的成果，顯示從執法到社會安全意識，已有進展。

然而另一問題在於，警政與部分行政機關至今仍依賴「A1死亡數據」（事故後24小時內死亡）作為績效指標。這種做法不僅過時，更可能誤導政策。A1的設計源自二十多年前的統計限制，但在今日大數據與跨機關整合已臻成熟的情況下，仍拘泥於A1，等於用「即死數據」粉飾太平。受傷者若在事故後數日不治，便不算入A1數字，於是他們的死亡被「隱形」在統計表外。

這種短視數據，就像用體溫計來量血壓，看似方便卻永遠測不準真正的病灶。工程改善、教育宣導等長期政策效果，也往往無法在24小時內顯現，若僅憑A1作判斷，只會讓政策陷入「數字管理」的假象。

A30才能揭示真正風險

相較之下，A30更能呈現事故的全貌與後續風險，也是國際主流指標。2025年初的數據揭露，機車與高齡者死亡合計占九成，這清楚顯示台灣的道路結構仍對弱勢族群極不友善。再者，台東、南投、雲林等非都會地區死亡率長期偏高，暴露出醫療後送不足、交通設計落差與公共運輸弱化的問題。若僅看A1，這些結構性差距根本無從察覺。

從表象數字走向風險治理

要擺脫「行人地獄」的惡名，首先必須丟掉「即死數據」的幻象，以 A30 為核心建立風險治理體系：

1.政策指標全面轉向 A30，取代A1，避免被短期數字誤導。
2.建構多層次風險資料，納入重傷、後遺症、醫療急救成功率等，以完整呈現事故代價。
3.強化行為型指標，例如禮讓行人比率、安全帽使用率、違規頻率，衡量教育與文化政策的成效。
4.嚴格執法（科技執法）與設計改善並行，讓人行道回歸行人、紅綠燈不再只是參考。

別讓統計成為遮羞布

台灣的交通安全問題，既是工程問題，也是文化問題，更是治理問題。當我們還在自豪「死亡人數下降」時，卻忘了那些在事故後數日內病逝的受害者；當我們在A1數字的幻象中自我安慰時，街頭上仍有人冒險穿越馬路、仍有孩童在車陣間喪命。

數據不該只是政績的遮羞布，而應是揭露問題的工具。唯有正視 A30 的價值，並結合基礎建設改善、教育文化重塑與執法嚴格落實，台灣才能真正走出「行人地獄」，邁向安全文明的社會。

＊管理學博士​ （相關報導： 台灣的行人地獄問題：從社群數據分析看討論趨勢與關鍵議題 ｜ 更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