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婦就該忘記自我嗎？《傅培梅、戰後臺灣與20世紀中華料理》選摘（1）

傅培梅最喜愛的一件圍裙設計簡約，以海軍藍色的棉布製成，胸前與下襬兩角點綴著淺藍色的貼花卷紋圖案。圍裙上還有兩個寬大的口袋，用同樣的淺藍色布料鑲邊、裝飾，方便收納各種廚房小物。對傅培梅而言，圍裙是家庭主婦「勤勞能幹的象徵」，既實用又美觀。它不僅能保護衣服不沾上油漬與廚房的湯湯水水，還可以是一種時尚宣言，讓一位家庭主婦在突然有客人來家裡喝茶時展現她的「能幹風采」。傅培梅上電視時一定穿圍裙，從粉色荷葉邊款式到邊緣有鈕扣的整潔藍色碎花布、乃至高雅的手繪絲質圍裙都有。有些是她去旅行時買的，有些則是她的廚藝課學生送的。常有電視觀眾來信詢問，想仿照她在節目上穿過的某件圍裙做一件。（為了滿足讀者，《家庭月刊》甚至刊登了傅培梅穿過的兩款圍裙尺寸與縫製方法。）在她漫長的職業生涯中，她總共收集了三百多條圍裙，並於一九七七年在她的烹飪學校舉辦公開展覽，自豪地展示這些圍裙。

但到了一九七七年，臺灣其他婦女已經準備好掙脫女性傳統的束縛，徹底走出廚房─或至少開始質疑自己是否真的願意迎合社會期待，照顧家庭、操持家務。現代中國社會理想中的小家庭模式，以及家庭主婦所扮演的核心角色，一直都是為男性的需求而塑造的，但此時臺灣女性已開始大聲挑戰這些性別規範。臺灣戰後時期的女性主義先鋒呂秀蓮於一九七四年出版了她的宣言《新女性主義》，批判長久以來受儒家性別觀念影響而導致的男女不平等標準。她寫道：「男外女內使得男人肩負起家務之外一切拋頭露面的責任，而女人則侷處在廚房與尿布奶瓶之間灑掃烹煮、生兒育女。」她進一步指出：「男人的生活天地『如魚得水，如鳥翔空』，而女人，『她一生的路子只有一條─賢妻良母，非常狹隘的一條』。」

這樣看來，選擇似乎只有兩種極端：女人要麼乖乖穿上圍裙為家人下廚，要麼扔了圍裙、徹底拒絕家務。有沒有可能讓任何形式的女性主義與為家人做飯這件事共存？還是說，由於女性自古以來為家務的付出始終被視而不見，每日為家人煮晚餐早已淪為一種根植於性別不平等的期待，應該被拒絕？新一代女性主義學者反對全面否定女性在廚房中的勞動，主張應重新賦予廚房與烹飪正面意義，視其為女性經驗與身分的重要領域。正如社會學家凱特．凱恩斯（Kate Cairns）和喬西．詹斯頓（Josée Johnston）所言：「我們支持爭取性別平等，但並不認為女性爭取平權就必須否定食物在她們生活中的重要性─也就是脫下圍裙。我們絕不想貶抑女性長久以來在食物這方面投注的勞力、知識與愛。」有些學者則聚焦於檢視餵飽家人這項充滿關愛的工作，包括規劃、採購、烹飪和清潔，這些責任通常都是由女性承擔，無論她們是否在外工作。

換言之，看待圍裙的方式並非只有一種，圍裙的意義也並非只有把女性綁在廚房裡而已。傅培梅最喜歡的那件藍色圍裙是她最珍愛之物，因為那是她母親在一九六○年代初終於獲准從大陸來臺後，為她親手縫製的，讓她在剛開始上電視時穿。在她的圍裙展上，傅培梅還附了一首她寫的詩，歌頌母親的巧手：

慈母構巧思
親手縫又紉
殷殷勤指導
望女擅烹飪

傅培梅的母親幾乎不識字，只會寫注音，但那條圍裙的一針一線裡所蘊藏的，卻是她對女兒的深情關愛與最美好的祝福。傅培梅曾在自傳中說，她母親從未教過她任何學業或知識，「但她在日常生活中，對丈夫、對子女、對友人、對鄰居甚至僕人的許多言行、動作都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了我這一生，她給予我的是『身教』。」傅培梅的詩會讓人想起唐代詩人孟郊（751–814）的名句，寫的是另一位慈母為遊子縫衣的情景：「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原來，那條藍色圍裙的帶子並不是把傅培梅綁在廚房裡，而是連結了她與母親。只要仔細注意藏在那一針一線中的諸多訊息，圍裙就能告訴我們更多有關中國女性、她們的家務勞動與職業抱負的故事。

＊作者金恬Michelle T. King，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教授，專長近現代中國性別史與飲食史。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切、炒、觀、學：傅培梅、戰後臺灣與20世紀中華料理》（春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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