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山出版  

就在傅培梅暗暗爭取對自己收入的掌控權時，一些臺灣女性已準備要將爭取婦權這件事推上檯面。呂秀蓮在一九七○年代成為臺灣新興的女性主義運動的領袖，並因此聲名大噪。呂秀蓮在二戰快結束時出生於桃園，具有閩南人與客家人血統。她成績優異，一九六九年從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系畢業，接著取得研究生獎學金，花了兩年在美國伊利諾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攻讀法學碩士。在這段關鍵的成長歲月裡，......

雖然在一個中國大家庭裡扮演妻子、母親與媳婦的角色一直是傅培梅人生經驗、自我認同與公眾形象的核心，但到了晚年，她也開始對自己在婚姻中扮演的順從角色產生質疑。在她長達四十八年的婚姻裡（直到一九九九年丈夫去世為止），她為了維持家庭和諧，始終對丈夫百依百順，時時小心不去挑戰他的主導權。每次要出國，她都會事先徵求丈夫的同意，而且都會策略性地等到即將出發前才開口。她在垂......

傅培梅最喜愛的一件圍裙設計簡約，以海軍藍色的棉布製成，胸前與下襬兩角點綴著淺藍色的貼花卷紋圖案。圍裙上還有兩個寬大的口袋，用同樣的淺藍色布料鑲邊、裝飾，方便收納各種廚房小物。對傅培梅而言，圍裙是家庭主婦「勤勞能幹的象徵」，既實用又美觀。它不僅能保護衣服不沾上油漬與廚房的湯湯水水，還可以是一種時尚宣言，讓一位家庭主婦在突然有客人來家裡喝茶時展現她的「能幹風采」......

在我們家裡，做孩子的，做每一件事都要按父或母的要求去完成。我母親不開車，在加拿大幾乎沒有社交活動，加上加拿大冬季室外天氣嚴寒，人們都留在室內，我母親把她所有的退休時間，花在清潔房子、造飯、收拾家居等活動上。我認為她對清潔做得太過，接近「潔癖」，但她始終覺得「愛清潔是一件好事」，當別人讚賞她把家居收拾乾淨，她經常以此來自誇，認為是一個女性值得驕傲的時刻。對她來......

我窮一生也想解答，為何我哥會病。此後數十年，我向不同親友解說家裡狀況，因此發現母親的家族史裡，有人曾經受過情緒困擾而入醫院治療。在我母親還未患腦退化前，我曾和她確認，她親友有過精神病病史。但令我難過的是，我母親沒有視親人患過病為一個重要警示，她似乎沒想過，親友的病，和我哥的病有任何關連。我絕對不是怪罪母親家族有患病史。我認為，家族有病史，就應該讓其他家庭成員......

三年前（2021年），吳聰敏、陳旭昇、李怡庭，與學生陳虹宇合作出版《致富的特權》，內容談的是臺灣的貨幣政策，出版後獲得社會廣大的迴響。三年後，吳聰敏、陳旭昇、李怡庭加上陳南光四位學者攜手「再談」；本文選自吳聰明與陳旭昇對談學者在貨幣政策中扮演的角色。

一如既往，在哲學討論中，首要的步驟是做出區分並為之命名。並非所有決定都會引發我們現在討論的這種失落感；我們必須區分哪些決定會引發這種感受，以及哪些不會。

民族革命對於這個後殖民國家的影響，最明顯可見之處，也許是在宣布獨立之後那段充滿興奮的期間所頒布的憲法當中。在一九四五年八月齊聚一堂草擬這部憲法的那一小群人，察覺到必須迅速採取行動，並以明顯可見的論述支持強而有力的中央集權統治，於是設計了這麼一份基本文件，不但為總統職務賦予可觀的權力，並且設想了一個單一共和政府（也就是非聯邦式的共和政府）。

印尼民族革命（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對於建立印尼這個後殖民國家的主要輪廓而言尤其重要，不但在其制度與立國敘事上留下了無可磨滅的印記，並且永久形塑了政治衝突的主要焦點。這場革命雖然是一項難以簡單描述的複雜事件，但主要是一場民族抵抗戰爭，因荷蘭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之際，企圖返回他們的前殖民地而引發。在荷蘭及其盟友能夠返回印尼的好幾個月前，印尼民族主義者就在日本投降之後，隨即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宣布獨立，因而對荷蘭此舉極力抗拒。

我們今天稱為印尼的這個國家，這座橫跨三千英里並且涵蓋了數百個不同語言群體的龐大群島，其實是頗為晚近的發明。這個國家的現代地理輪廓是荷蘭對於一片原本並非單一政治實體的領域，遂行殖民統治所造成的結果。

汽船載著剛果人返鄉之後，或許會載著橡膠返回比利時，因為此時剛果的財富正依照固定的排班源源不斷地流向歐洲。每隔幾個星期，就會有一艘全新的汽船，上面安裝了電燈與冰箱這類設備，裝滿了橡膠、象牙與其他物品抵達安特衛普。這些船隻屬於艾爾德．鄧普斯特船運公司（ElderDempster）的子公司所有，艾爾德．鄧普斯特船運公司總部設在利物浦，它的汽船長久以來一直定期往返於非洲西岸。該公司幾乎壟斷了所有往返剛果的貨物運送。想瞭解剛果內情的人，最好的方式莫過於到艾爾德．鄧普斯特船運公司求職，它可以讓你得到在歐洲工作無法得到的資訊。這就好像在一九四二或一九四三年，如果你想搞清楚猶太人發生什麼事，最好的辦法就是到納粹鐵路系統的總部工作。

另一項將赫緒曼的分析架構複雜化的研究，可以見於巴里的著作。他把沉默這個鏡像類別對立於抗議，注意到赫緒曼在抗議當中把兩種非常不同的現象混為一談：一種是群體動員以追求集體的善這種社會抗議，另一種是追求個人利益的個人抗議。提出這項複雜化的巴里甚至認為，赫緒曼如果把自己的分析與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的邏輯》（LogicofCollectiveAction）結合起來，必可因此獲益。這項提議雖然引人注目，但恐怕說服不了赫緒曼，因為他對奧爾森那本書懷有偏頗而簡化的觀點。這是基於赫緒曼對搭便車者幾乎本能性的厭惡，也是基於奧爾森對某些事物確實頗為負面的描述，包括政治團體、致力於「注定失敗之事」的人士，甚至是群眾運動：他認為群眾運動不但「無理性或不理性」，而且具有疏離性，還狂熱奉行特定意識形態，是社會當中的「偏激邊緣」。

一九六○年代晚期，赫緒曼已是備受敬重且知名的發展經濟學家。《叛離、抗議與忠誠》的出版不只把他從發展經濟學的領域當中解放出來，還使他的知名度躍升到全然不同的層次。赫緒曼藉由這本書創造了一套新詞彙，讓經濟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家能夠討論橫跨不同學科領域的問題。

本章關於一位早逝的青年，也關於我們這些年採訪時的一些困惑。

有個哲學家一度向我保證他說服了自己養的貓改吃素。我認定他在說笑，於是問他是怎麼辦到的。他是拿老鼠口味的素食點心給貓吃嗎？還是介紹他的貓認識其他已經吃素的貓，作為牠的模範？或是他和自己的貓經過一番辯論，終於說服對方吃肉是錯的？我的談話對象一點都不覺得我這些話哪裡好笑，這時我才意識到他是真心認為自己的貓選擇了無肉的飲食。於是我在這段談話的最後提出了一個問題：那隻貓會出門嗎？會，他說。他的回答當下就解開了謎題。明白可見，那隻貓餵飽自己的方式是獵食以及造訪別人家裡。要是那隻貓有把任何屍體叼回家（說來可嘆，這是道德欠缺發展的貓咪很常做的事情），那麼這位道德高尚的哲學家顯然有辦法可以沒注意到。

美國人還有他們的另一個特殊問題。因為持續接觸到有關「美國夢」的宣傳，美國人無論如何仍傾向相信雖然美國社會並不平等，但勤勉努力的人仍可以得到獎勵。在最近一項研究中，研究人員詢問美國和幾個歐洲國家的人對社會流動的看法。他們被問的問題是：「如果五百個家庭按所得水準分為五組，每組一百個家庭，最窮那一組的孩子有多少個將一直留在最窮那一組？多少個將向上流動一組、兩組，甚至晉身最富有的那一組？」美國人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比歐洲人樂觀。他們相信一百名底層兒童將有十二個人晉身最富有的那一組，只有三十二人留在最窮那一組。相較之下，法國人認為一百名底層兒童只有九個人可以晉身最富有的那一組，而有三十五人將留在最窮那一組。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殘暴與恐怖及不合理的大破壞運動。史學家唐德剛先生在一篇論文革的長文結論裡有這樣的幾句話：「對文革、甚至毛政權整體的評價。這是一本大書，一言難盡。我們只可說毛政權最後20年，不但搞得死人數千萬，文物財產被他破壞得無法補償。最糟的還是他把整個中國弄到廉恥喪盡，是非全無，幾乎到了萬劫不復的絕境，三代五代都不易恢復也。我們肯定在中國政治社會文化第二次大轉型中，毛澤東政權，是傳統帝制的迴光返照。但是在2000年帝制傳統裡，也只有漢末的十常侍和明末的魏忠賢的亂政，才差可與毛政權相比吧！」由此可知不僅毛澤東壞事做盡了，而且為禍之深、為害之烈也是前所未見。而錢鍾書卻碰到了。下面是根據楊絳的《從丙午到「流亡」》一書所記他們在文革中所吃的苦頭。楊絳說這僅僅是這場「大革命」裡的一個小小的側面呢！

臺灣文化運動追求三大解放，民族解放、階級解放、婦女解放。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日的《臺灣民報》第一四二號所刊載〈臺灣解放運動的考察〉這樣說：

從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灣文化協會，到《臺灣民報》為主的反抗運動中，其主要成員大半來自中部地區，尤其以彰化人最多。日本時代彰化子弟大量參與政治運動與文化運動，反抗殖民統治，而成為官方眼中最頭痛的地區，日本官方報刊《臺灣日日新報》就曾指控彰化是「思想惡化」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