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項將赫緒曼的分析架構複雜化的研究，可以見於巴里的著作。他把沉默這個鏡像類別對立於抗議，注意到赫緒曼在抗議當中把兩種非常不同的現象混為一談：一種是群體動員以追求集體的善這種社會抗議，另一種是追求個人利益的個人抗議。提出這項複雜化的巴里甚至認為，赫緒曼如果把自己的分析與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的邏輯》（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結合起來，必可因此獲益。這項提議雖然引人注目，但恐怕說服不了赫緒曼，因為他對奧爾森那本書懷有偏頗而簡化的觀點。這是基於赫緒曼對搭便車者幾乎本能性的厭惡，也是基於奧爾森對某些事物確實頗為負面的描述，包括政治團體、致力於「注定失敗之事」的人士，甚至是群眾運動：他認為群眾運動不但「無理性或不理性」，而且具有疏離性，還狂熱奉行特定意識形態，是社會當中的「偏激邊緣」。
實際上，赫緒曼帶有偏見的觀點源自於他個人偏好把抗議運用在集體努力上的傾向。在後來的一場訪談裡，他被問到哪些人是他的智識敵手，赫緒曼的回答是：「人經常會寫文章反對別人，就算這麼做是在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造成的結果。」接著，他提及奧爾森與他的搭便車概念。赫緒曼指出：「我已經花了幾年的時間這麼主張，尤其是對經濟學家，也就是說集體行動確實存在，而且眾人確實會參與其中。」舉例而言，赫緒曼把他對於市場機制的經濟觀點和公共選擇理論家對於公眾動員基礎的觀點區分開來。不意外，公共選擇的創始人之一杜洛克（Gordon Tullock）對於赫緒曼的分析並不信服。杜洛克主張赫緒曼對叛離的批評帶有偏見，因為他探討的主要都是叛離無法改善供應者效率的案例，原因是那些供應者可以仰賴其他收入來源，例如政府補助。
此外，杜洛克對於赫緒曼探討奈及利亞鐵路的起始點也不感信服。杜洛克指出，就算缺乏相對有效率的卡車服務，鐵路也還是能夠向納稅人強索更多錢以改善服務，或者單純轉變為其他形式的缺乏效率。缺乏效率可能持續下去的論點不無道理，但杜洛克與赫緒曼的觀點單純相距太遠，無法形成任何有效對話的基礎：杜洛克甚至沒有提及赫緒曼的興趣，也就是公眾動員藉以發生的機制；而赫緒曼則是把自己排除於公共選擇理論的範圍之外。時任公共選擇學會會長的奧爾森下結論指出：「他們兩人的意識形態落差太大，根本無法彌合。」 （相關報導： 公孫策專欄：「炎黃子孫」應注入時代意義 ｜ 更多文章 ）
如同赫緒曼所言，像是公園或警察這類公共財的成本其實相當明確。不過，我們考慮的如果不是公共財，而是公共政策，那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了。爭取能夠強化「『大眾的善』或者『公共福祉』」的政策所必須付出的成本，無法與擁有這些財貨清楚劃分開來，因為如同赫緒曼所說，「對公共福祉的追求經常不會讓人覺得是一種代價，而是最接近於公共福祉的替代品」。他觸及了一項大約十年後在《搖擺不定的參與》受到更完整探討的主題，堅稱在我們對公共福祉的追求當中，成本會以某種神祕的方式轉變為利益：「在歷史上深富決定性的大眾能量突然爆發，正是必須由這種徵象的改變加以解釋，也就是一般原本會被視為成本的東西，卻轉變為一種利益，一種令人滿足的經驗，一種『追求的快樂』，讓人不能不和別人分享。這種變異的可能性對於理解政治變革具有根本重要性：要達成變革，經常需要這樣的變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