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項將赫緒曼的分析架構複雜化的研究，可以見於巴里的著作。他把沉默這個鏡像類別對立於抗議，注意到赫緒曼在抗議當中把兩種非常不同的現象混為一談：一種是群體動員以追求集體的善這種社會抗議，另一種是追求個人利益的個人抗議。提出這項複雜化的巴里甚至認為，赫緒曼如果把自己的分析與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的邏輯》（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結合起來，必可因此獲益。這項提議雖然引人注目，但恐怕說服不了赫緒曼，因為他對奧爾森那本書懷有偏頗而簡化的觀點。這是基於赫緒曼對搭便車者幾乎本能性的厭惡，也是基於奧爾森對某些事物確實頗為負面的描述，包括政治團體、致力於「注定失敗之事」的人士，甚至是群眾運動：他認為群眾運動不但「無理性或不理性」，而且具有疏離性，還狂熱奉行特定意識形態，是社會當中的「偏激邊緣」。
實際上，赫緒曼帶有偏見的觀點源自於他個人偏好把抗議運用在集體努力上的傾向。在後來的一場訪談裡，他被問到哪些人是他的智識敵手，赫緒曼的回答是：「人經常會寫文章反對別人，就算這麼做是在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造成的結果。」接著，他提及奧爾森與他的搭便車概念。赫緒曼指出：「我已經花了幾年的時間這麼主張，尤其是對經濟學家，也就是說集體行動確實存在，而且眾人確實會參與其中。」舉例而言，赫緒曼把他對於市場機制的經濟觀點和公共選擇理論家對於公眾動員基礎的觀點區分開來。不意外，公共選擇的創始人之一杜洛克（Gordon Tullock）對於赫緒曼的分析並不信服。杜洛克主張赫緒曼對叛離的批評帶有偏見，因為他探討的主要都是叛離無法改善供應者效率的案例，原因是那些供應者可以仰賴其他收入來源，例如政府補助。
此外，杜洛克對於赫緒曼探討奈及利亞鐵路的起始點也不感信服。杜洛克指出，就算缺乏相對有效率的卡車服務，鐵路也還是能夠向納稅人強索更多錢以改善服務，或者單純轉變為其他形式的缺乏效率。缺乏效率可能持續下去的論點不無道理，但杜洛克與赫緒曼的觀點單純相距太遠，無法形成任何有效對話的基礎：杜洛克甚至沒有提及赫緒曼的興趣，也就是公眾動員藉以發生的機制；而赫緒曼則是把自己排除於公共選擇理論的範圍之外。時任公共選擇學會會長的奧爾森下結論指出：「他們兩人的意識形態落差太大，根本無法彌合。」
如同赫緒曼所言，像是公園或警察這類公共財的成本其實相當明確。不過，我們考慮的如果不是公共財，而是公共政策，那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了。爭取能夠強化「『大眾的善』或者『公共福祉』」的政策所必須付出的成本，無法與擁有這些財貨清楚劃分開來，因為如同赫緒曼所說，「對公共福祉的追求經常不會讓人覺得是一種代價，而是最接近於公共福祉的替代品」。他觸及了一項大約十年後在《搖擺不定的參與》受到更完整探討的主題，堅稱在我們對公共福祉的追求當中，成本會以某種神祕的方式轉變為利益：「在歷史上深富決定性的大眾能量突然爆發，正是必須由這種徵象的改變加以解釋，也就是一般原本會被視為成本的東西，卻轉變為一種利益，一種令人滿足的經驗，一種『追求的快樂』，讓人不能不和別人分享。這種變異的可能性對於理解政治變革具有根本重要性：要達成變革，經常需要這樣的變異。」
赫緒曼本人後來又回歸他的叛離—抗議二分法，將其套用在一項想必特別歡欣的思索之上，也就是探討一九八九年的柏林圍牆倒塌以及兩德在後續的重新統一。如同赫緒曼指出的，在整個冷戰期間，叛離與抗議在東德的運作方式和他原本在一九七○年那本著作裡想像的情形一模一樣，也就是兩股經常互相牴觸的力量。政治異議（抗議）不受容忍，因此個人要展現自己不受政權控制的完全獨立性就只能叛離。叛離在一開始相當簡單，但隨著柏林圍牆在一九六一年興建完成，叛離就必須冒上相當大的個人危險。一九八九年的事件顯示了這兩種機制之間一項出人意料的關聯。那年春天，叛離現象（取道匈牙利、波蘭與捷克斯洛伐克）變得無可阻擋。政權無力對這種現象做出反應，因此暴露了本身的弱點，並且為國內抗爭這樣的抗議開啟了新空間。
不過，這樣的概略解釋並不足夠。由於赫緒曼訪問了許多東歐逃亡人士（這是他最後一項實地調查工作），因此注意到叛離與抗議之間還有另一項更直接也更引人注意的關聯機制。如同赫緒曼所言，對於「一九八九年事件的真實謎團」來說，這也許是個更為因狀況而異但卻更深層的解釋，亦即叛離這種純粹私人的行為，轉變成為一項大眾抗爭的運動。赫緒曼猜測認為，儘管想要逃亡的人士把這種行為全然視為個人的私事，但流動規模之大使得他們無法不改變觀點：「太多人都有相同的想法，而且……他們的移動太成功，無法維持在私人的祕密狀態。」突然間，想要叛離的個人紛紛匯聚在邊界、火車站以及大使館等交會點，從而得知自己並不孤單，並瞭解到他們的私人計畫其實是龐大的公眾努力當中的一塊塊小拼圖。私人叛離轉變為公共叛離的新現象，這種現象又進而促成並強化了抗議。對於赫緒曼而言，這種情形未免太過美好，但同時也真實無虛。他的祖國因為希特勒那些凶殘的犯罪計畫而分裂為二，但他卻在七十五歲那年目睹了那兩半的和平統一：「我們發現，在某種重大的匯聚當中，叛離有可能與抗議合作，抗議有可能從叛離當中產生，而且叛離也有可能強化抗議。」
《叛離、抗議與忠誠》的主題最引人注意的變體，也許來自於歐唐奈（Guillermo O’Donnell）。他是阿根廷的社會學家暨民主運動人士，曾在阿根廷、巴西與美國工作過。歐唐奈把赫緒曼描述的那種由顧客或公民向企業經理或政府官員提出的抗議，和另外一種使用於同儕之間的抗議做出了非常值得注意的區別。歐唐奈把前者稱為「縱向抗議」，後者則是「橫向抗議」。他對這項極為簡單但強而有力的區別做出進一步闡述，主張群體認同會在許多重要面向受到橫向抗議形塑，因為互相支持或者討論自己的觀點會在個人之間產生凝聚力。實際上，在不受政府限制也不危及自身安全的情況下運用橫向抗議的可能性，正是民主環境的「構成特徵」。如同歐唐奈所言，「擁有合理的自主性而不至於徹底受到『在上位者』控制的那種集體縱向抗議要能夠存在，橫向抗議絕對是必要條件。」
舉例而言，在獨裁者魏德拉（Jorge Rafael Videla）統治下的阿根廷，雖然說抗議不免有其風險，成功機會也不高，但還是有可能把抗議聲音傳達到統治高層，只要是以帶有敬意並且不帶政治色彩的方式為之即可；「不過，運用橫向抗議則是幾乎確定會遭到處死。個人必須受到孤立。」因此，消除橫向抗議對於民主具有極為重要的影響，因為這是削減縱向抗議的充分條件；此外，一切只能以集體方式表達的抗議都自然受到壓抑。這點隱含了仍然可行的抗議類型將會受到進一步扭轉，導致個人以及社會各階級的處境每況愈下。歐唐奈指出，集體（橫向）抗議一旦遭到壓抑，「我們在社會階層當中愈往下層移動，就會感受到愈強烈的壓抑。因此，留存下來的縱向抗議不只會大幅減少，本質上也會有偏差」，因為只有社會金字塔的上層成員能夠行使縱向抗議（在小心謹慎的情況下）。
歐唐奈密切觀察阿根廷政權及其運用的致命方法。不過，他從來不曾徹底喪失希望。他以一項典型的赫緒曼式轉折補充指出，橫向抗議不可能完全受到壓抑，因為「間接抗議」（這種抗議聲音意在讓「像我這樣的外人」聽到，而不是以高壓政權及其使者為訴諸對象）還是會持續削弱政權。
＊作者米凱勒．阿拉切維奇Michele Alacevich，義大利波隆納大學經濟史與經濟思想史教授，本文選自作者著作《拆解反動修辭的大師：赫緒曼思想傳記》（春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