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家裡，做孩子的，做每一件事都要按父或母的要求去完成。
我母親不開車，在加拿大幾乎沒有社交活動，加上加拿大冬季室外天氣嚴寒，人們都留在室內，我母親把她所有的退休時間，花在清潔房子、造飯、收拾家居等活動上。
我認為她對清潔做得太過，接近「潔癖」，但她始終覺得「愛清潔是一件好事」，當別人讚賞她把家居收拾乾淨，她經常以此來自誇，認為是一個女性值得驕傲的時刻。
對她來說，每一樣家務都只有「一種對的做法」。例如要把一個橙切開，她會堅持她的方法，並要求我們跟隨。她會在厨房示範，她說，要先以小刀在橙皮輕輕打圈割開，待皮和肉分離才用手掰開。我父因為常直接把橙一刀切開，橙汁濺在她的厨房工作臺引來母親不滿。
無論是切生果，煲水，倒茶，每一件事都會有規定的方法進行。
母親沒法想像，在她眼中的美好價值 ─整潔，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是過度控制，完美主義。我深刻記得，我哥曾當著母親面前，說過一句尖銳的話，他說：「妳把家裡弄得比醫院更乾淨。」
母親始終沒法想像，兒子情緒已緊張，再加上家中這麼多規條，對兒子的病沒有好處。
父母退休後，十分清閒而且精力旺盛，所有家務都由兩人完成。我們兄妹從不需要分擔下厨洗碗、清潔家居、洗衣或晾衫等工作。
明明加拿大家居雜務甚多，夏天剪草，冬天剷雪，但父母二人都會率先完成。
由於我逐漸搬離這家庭，在加拿大入住大學宿舍，其後回港進修及就業，我之後長時間一人獨居香港，因而學會所有自理技巧。
偏偏我哥與父母共住數十年，由一個少年變成中年人，卻不需在家負責任何工作。他和父母的相處模式，長年維持著由父母照顧，兒子接受照顧的狀態。
即使不用勞動，但由於父母的規管嚴格，我們兩兄妹的生活空間幾乎沒有自主可能，同居的時候，家庭衝突不斷。
我認為，這樣下去甚為不妥，於是透過教會的網絡，找到一位會說廣東話的家庭輔導治療師，並發起全家去接受輔導。事後回看，這是一次珍貴機會，唯一一次由一位獨立第三者，審視這個家庭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這個家庭，可不可改變它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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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家庭治療師的出現，處於一個關鍵時刻。那時候，父母還相對年輕，兒子的病還是初發，女兒還未離家。過了這一個時機，要再改變，這些條件都不再存在了。
長年累月，我們一家四口，像困在一個黑箱裡。一切發生的事，在一間加拿大獨立大屋裡，外人包括親屬幾乎都不知道。好難找一些見證人，證明黑盒子裡發生過的事。我哥的病，是「家庭祕密」，守著這祕密代表著忠誠，對外公開猶如出賣家人。
漸漸，年代久遠，我的記憶開始模糊。有時，我懷疑那些曾經出現的事件，那些讓我痛入心扉的情節，會不會是自己的妄想。
尤其是華人家庭，子女抱怨父母過度管束是常態。面對著家裡有個嚴重病患的孩子，父母手忙腳亂應對強差人意也是情有可原。
就找一個專家，給這家庭診治一下。
在我發起下，一九九六年夏天，一家人驅車到離家半小時車程，二十五公里外的診所。主治醫生是我在教會認識的，他除了是家庭醫生，也是加拿大省政府註冊家庭與婚姻治療師。
之前一年我經歷了車禍，其後到華人基督教會參加活動，期間認識到這位醫生，知道他有替家庭做輔導，我立即抓緊機會。
我那時二十一歲，在多倫多大學攻讀到半路；我哥二十五歲，病情不穩，沒有讀書；家裡經常發生磨擦。我受不了這種低氣壓，很想找出路。
現在回看，我這小女兒竟然成功動員一家四口參加輔導活動真不容易。如前所述，父母年紀已近六十歲，性格守舊，愛面子的他們願意一起去面見心理諮詢師十分難得，因為過程需要在專業人士面前承認家庭內部出現問題，尚待解決。相比下，帶兒子看精神科醫生，是處理兒子個人問題，不代表為人父母做得不夠好。
那邊廂，我哥亦已病了五年，見證妹妹成功在加拿大讀大學、投入華人電臺兼職，他卻始終未能讀書或上班，找主治精神科醫生亦反覆。他肯參加這個家庭活動，或者只是跟隨大隊，但至少他願意。
從此以後，這一家四口，再沒有參加過任何類似的家庭治療活動。
＊作者譚蕙芸Vivian Tam，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高級講師，獨立記者。本文選自作者新作《家鎖：華人家庭這個巨獸》（春山出版） （相關報導： 林宜敬專文：台灣富豪的家庭故事 ｜ 更多文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