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窮一生也想解答，為何我哥會病。
此後數十年，我向不同親友解說家裡狀況，因此發現母親的家族史裡，有人曾經受過情緒困擾而入醫院治療。
在我母親還未患腦退化前，我曾和她確認，她親友有過精神病病史。但令我難過的是，我母親沒有視親人患過病為一個重要警示，她似乎沒想過，親友的病，和我哥的病有任何關連。
我絕對不是怪罪母親家族有患病史。我認為，家族有病史，就應該讓其他家庭成員知道，好讓大家都監察自己的健康，把握時間趁初發去及時好好處理。
但這是我一廂情願理想化的想法。
我母親和親友的迴避態度，反映了那個時代人們普遍對精神病的不理解和恐懼。母親的年輕親友後來表示，這位親人患病入院治療這件事，大家都不談論，始終精神病在舊時代是社會禁忌。
世衛組織指出，全球每三百人便有一人患上精神分裂症，每一個人一生之中有大約百分之一機會患上。精神分裂症沒有單一原因，基因及環境因素總的來說會引致精神分裂，心理及社會性因素亦會影響發病及治療成果。
在香港，專家形容，「精神病大多是由多重成因導致，包括基因及生理因素（大腦傳遞物質紊亂）、心理因素及生活壓力；但這三個成因於不同病症中的比重都各有不同，甚至即使是同一種精神病，每個病人發病的成因都有大分別。」可見，在嚴重精神病的領域裡，家族遺傳是一個風險因素。先天之外，後天環境，如治病態度，家人支援，都會影響這個病的發展和走向。
長年累月，帶我哥看病的只是父親一人。或許可以解釋是，我們在加拿大的生活安排主要由父親開車。但奇怪的是，我哥數十年到精神科醫生處覆診，我媽沒有跟隨去過一次。
或許如果她一起去見醫生，說出作為母親對兒子生活起居的觀察，會對醫生診治有所幫助。但她沒有這樣做，我覺得有點遺憾。
我媽就留守家中造飯煲湯，待醫生開了藥，她就負責嚕囌提點，我哥曾經不肯吃藥，她曾試過把藥物融化在廣東煲湯裡，哄騙我哥吃藥，但這種方法治標不治本。
我哥後來連母親造的飯也不會吃，這方法根本不管用。
‧ ‧ ‧
移民後，我父持續去找居所附近，找會說廣東話的精神科醫生。
由於加拿大的醫療系統全為公立由政府管理，好處是價格低廉，壞處是作風官僚手續繁複，我哥需要先看家庭醫生，再轉介至精神科醫生。
移民之初，我父帶他看了數個不同的精神科醫生。除了在香港時已診斷出來的強迫症狀，我哥於加拿大時開始診出患上精神分裂。
在家中，我開始聽到我哥說，有些「朋友」跟他說話，有時這些「朋友」是公眾人物影視明星，有時是他那些有名有姓的舊同學。但他一整天在自己房間裡，我們漸漸發現，這些「朋友」原來是他幻想出來的。每當我們跟他說，這些「朋友」不存在，他會顯得很憤怒。
精神分裂症患者亦經常懷疑家人或陌生人跟蹤和監視他們的生活。我哥常指斥我偷聽他、監聽他的私生活，家庭關係變得緊張。
幾十年來，我父親面對兒子患病的處理手法，就是指望精神科醫生。我則認為，家庭互動對精神病患者的康復進程具有重要角色。
有專家曾經留意道，我父親性格焦慮，我母親是個偏執清潔者，父母的性格令家庭氣氛繃緊，不利子女成長。
我這個么女，也曾經努力過促使全家人一起去接受家庭輔導。因為家裡的緊張關係，嚴重影響我自己的身心健康。就算不是為了我哥，我和這家庭生活在一起也偶爾感到窒息。
父母退休移民後，全天候留在大屋裡，或許是未適應退休後的空閒，或許是擔憂兒子的病，我發現，父母的控制欲愈來愈強。
後來我又想，或許因為兒子的情況讓做父母的覺得人生實在太失控，唯有加倍控制人和事，這也是一種心理補償機制。
＊作者譚蕙芸Vivian Tam，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高級講師，獨立記者。本文選自作者新作《家鎖：華人家庭這個巨獸》（春山出版）
（相關報導：
患上憂鬱症的父母，會怎樣逼瘋子女？陪伴老父走遍大小門診，他們才發現的真相
｜
更多文章
）
